三十年前，山河重醒。山河之醒，先醒草树，复醒道路，三醒古碑。草树之醒，醒其本原；道路之醒，醒其生机；古碑之醒，醒其尊严。
忆其时也，九州大地，由躁而静，由浮而敬，皆忙于访故寻迹，补残修颓。若见古碑，则分外尊崇。抚石如扶先祖，辨文如领遗训。抚辨既罢，起身而立，决意立新碑于古墟，续题额于当代，接文脉于既断，呼史魂于未溃。
新碑由谁为文？由谁书写？题额由谁执笔？由谁署名？如此难题，不易定夺，各地报刊，询之民意。岂料当初民意，令余无可推托。
然余亦有多处不解。民众选余为文，尚有些许理据，却缘何知余能书？答曰，自古文书相应，岂能文顺笔滞？其实此理难立，历来文佳书劣或书佳文劣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民意出之无由，皆应归之天意。余自幼习书，晨窗夜灯，父嘱母教，天或见之？长而问帖，拜谒王颜，拒卑弃俗，天或知之？
既领天意，焉可辞让。故沐浴焚香，恭敬执笔，分寄万里，先后计有仰韶、炎帝、黄帝、秦长城、都江堰、云冈、法门寺、采石矶、钟山、大圣塔、石鼓书院、金佛山、峨眉讲堂诸碑也。
碑碣如林，散之华夏，碑文书法，皆出一人。此人为谁？竟无官无衔一布衣也。此般事端，索之古今，难于复见，故知天地之惠，施之无常，山河之托，重之无边。余唯默受之，怯承之，深感之，静悟之。
余悟布衣之笔可因无依无恃而轻如云气，亦可因无羁无绊而游逸久远。久远基乎此时，故余写碑文，大抵兼及古今而立于现代，思维开拓而归于古典，句读素雅而便于当下。此事颇为烦难，蘸墨步步为坎，世间识者，一读便知。
余之书法，自撰自书者约二三，抄写经典者约七八。所抄经典，亦多蒙邀各地，镌刻为碑，如蒙邀佛教圣地普陀山、宝华山抄写《心经》而付之石刻，蒙邀道教圣地茅山抄写《逍遥游》而付之石刻。由此拨起余之仰圣之心，不禁反复抄写平生歆慕之古代经典，而为日常家室至享。
然而至享岂可独拥，急欲与人共之，便再度发心，今译经典。余之今译，虽汇聚学术之功而一扫学究之弊，立志以清通畅丽之现代散文，叩取经典深处之千古诗魂，令当今青年读之如见无翳大美，如获无障大启。今译之后，余又奉献长篇论述，多方阐释经典，由此组成书法、今译、论述之三相结构。
至此余心甚慰，余意已足。回首往昔，感恩如许经典，教余为人，定余格局，铸余心魄。余自幼诵之、背之、问之，今则书之、译之、论之。毕生文事，莫此为重。值此霜鬓时节，理当公示诸友。望诸友读罢译论再返书法，看吾笔吾墨，虽不无瑕疵，却彻融文句。意畅则笔飞，句歇则墨停，前后左右，皆其谐也。高人对此曾有八字之评，谓“句墨共生，今之孑遗”。此评险峭，余岂敢当，然转念即笑，自讥孑遗与否，本属天数，关余何事。
谨以五言小句，略述日常生态，藏头“秋雨笔墨”，以结此文。
秋窗写大碑，
雨夜抄经籍。
笔丰藏远山，
墨浅唤吾妻。
余秋雨作总序于甲午元月京城之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