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久的思维总是有最简单的起点。人类历史一直被三种逻辑控制着：马蹄的逻辑、船帆的逻辑和锄头的逻辑。
当然还会有别的逻辑，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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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非侵略本性，不仅仅表现在农耕心理不愿意离开土地和家庭，而且也表现在对远方的土地不感兴趣，即使是再雄才大略的中国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他们，也从未对中亚、西亚的土地产生过任何好奇。汉武帝为了获得他最喜爱的汗血马曾经发起过一些距离较远的征讨，但也只是为了马，拿到了马也就回来了。
中国古代有一些被广为传颂的英雄人物，可以暂时的把家庭搁置在一边，比如叫做“三过家门而不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但细细品味一下，在这些话里边，“家”这个字，仍然是一个最高坐标，这些人只是把这个最高坐标暂时放松，就成了震天撼地的历史人物。甚至直到现代，人们为了某次战争，也会把“保家”放在“卫国”前面。
压根儿没想过
我想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明代的中国航海家郑和了，他的远航与哥伦布他们的“发现新大陆”是发生在同一个世纪，而且郑和还比他们早了几十年。对于朝廷派郑和远航的动机，历史学家有不少争论，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就是谁也不会说朝廷对“西洋各国”产生了领土要求。事实证明，从皇帝到郑和，甚至于直到航海队里的一切成员，从来没有人想把人家的任何一块土地并入到明朝的版图。沿途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那只是因为当地有人骚扰或者抢掠了船队。大家想，这种以强大的船队登上了别国土地而又毫无领土幻想的集体心理，这个可不是出于自我克制，而是出自于一种本能。用我们今天的口语来说，也就是压根儿没想过。这种压根儿没想过的本能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沉淀成了本能。你看，在同一个世纪里边的同样的航海，哥伦布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再也不要拿着哥伦布他们的例子来责备我们自己的前辈了。他们很本分地回家了，没有在外面打家劫舍，更没有带回来血迹斑斑的地图。
逻辑
前几个月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在抨击中国：“现在谁也没有威胁你们，你们为什么还在增加国防经费？”这话即使从最善良的角度来讲，也像是四百多年前利玛窦身边的传教士发出的询问。利玛窦说，他们按照自己西方世界的逻辑在猜测中国。但是，这位国防部长显然并不是传教士，他恰恰掌握着足以威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武器和架势，包括那次电视讲话的架势。这神情就让我想到了旧时代的那个乡间豪绅，财大气粗地质问刚刚在村边修建住宅的农户：“这里有谁会来抢你？为什么要砌砖墙？”
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件我写到过的往事。前几年吧，在巴黎，两位去开会的上海工程师向一位当地的老太太问路。老太太把他们当作了去抢他们工作的中国人了，指了路之后又把他们带到身后的一张世界地图前，不礼貌地质问：“这是我们巴黎，那是你们中国，我们自己人找工作也不容易，你们那么远的路干什么来了！”
其中一位上海工程师立即接过话头，说：“我们是贵国邀请来开会的，明天就要回去，回到上海以前的法租界。一百多年前，巴黎离上海也那么远，交通更没有现在方便，你们跑到上海干什么去了！”
这个回答很幽默，但是说实话，我刚刚听到的时候立即流出了眼泪。一种太对得起别人的千年文明，我说，一种太对得起别人的千年文明，反而一直被别人质问，质问者居然是忘记了自己曾干过了些什么。
永恒的情景
我记得上世纪前期有一位法国的学者说过，到十九世纪末，艺术作品有可能写的情节模式，已经被小说和戏剧都写完了，后来大家自以为是创作了新的故事，其实一定是重复了很久之前一位作家的某一部作品，只不过把事件和角色的外部形态换了一下，而且那个作者不知道而已。而另一位法国作家还把古往今来人们永远在用的故事套路归纳为“二十六种永恒的情景”。我当时在教学生创作的时候很重视这种归纳，但仔细一分析，这“二十六种永恒情景”后面还有大量重复和交叉，不重复的只有十几种。所以，我设想今后电脑也能参与创作，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把基本情节模式进行快速的排列组合，然后输入你所需要的现代信息，然后把自己的情感、灵魂、血肉都能够灌注进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不错的作品。
其实，艺术创作是这样，管理秩序也是这样，有些基本的模式。就从我在前面介绍的中国两千几百年前的那些思想家所提供的社会秩序的模式而言，我们后代到底多少人能够超越？很多现代企业家以为自己在管理上有大量的发明创造，其实这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读书读得太少。
……
我们一定误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精神大师，把他们看成是坐在云端上替天立言的圣人。其实他们是颠簸在泥途牛车上的社会观察家，天天苦恼着应该如何打理纷乱的世间。
治水
以前我读到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论述，他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思维与治水有关。中国以农业立国，离不开大河的灌溉，而横穿中国腹地的两条大河长江、黄河决定了中国的生态命运，需要不断地治理。但是，长江、黄河贯穿很大的地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单独治理，如果任何一个地方不负责任的话，就会影响其他地方。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看起来，中国的大一统思维来自于治理大河的需要，他甚至于说，连统治的“治”字，也来自于治水。不懂中文的他不知道从哪位传教士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他的这个说法，使我非常佩服，觉得他很有道理。但是，我又觉得作为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确实不明白中国的某一个重大的精神未必来自于实用，而更多地来自于人文传统。治水是一种实际需要，再加上强大的人文传统，两相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中国统一的话语。
故乡
……“大一统”是着眼于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底线。但是毫无疑问，这也会遇到国土的统一。秦王朝既然废除了分封制和世袭制，那就为国土的统一建立了一种制度保证。后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分裂的局面，比如汉以后的三国鼎立，西晋以后的南北朝，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但总的说来，各方强人都在为统一全国做准备。各方强人都不会公然地否定大一统的共同价值底线，只会指责对方违背了这种底线，因此整个趋势还是走向统一。比如，三国鼎立时候的魏、蜀、吴，各自都整合了地方的割据势力，后来本身又被整合，这就是一再重复的文化模式。
至于周边一些已经发展成小邦国的民族，中华文明从来不以种族的区别，而以文化的归属来决定分合。因此，也是文化使中国解决了其他文明古国都解决不好的民族小邦国的问题。史书上所谓的“夷狄”后来也慢慢地变成了“诸夏”，还实现了“胡汉一家”。总之，在中华文明的整合史上，终于使“天下归心”的是文化……
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很多强大的精神价值不存在实际的载体。前不久，我和我的朋友余光中先生到一个地方去玩儿的时候，当地朋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都希望写过《乡愁》的余光中先生把故乡的概念落实在当地。但余光中先生回答是这样的：我的故乡是文化。
什么都是
诸葛亮留给历史的主要印象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地“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君子，一篇《出师表》道尽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但是，他从《隆中对》开始的征战生涯，更明确地验证了他是一位深通权术、兵法的顶级谋士。不仅儒、法、兵三家，而且似乎先秦诸子的各家在他身上都有体现。走出隆中之前，他却按照老庄的道家思维在隐居。但是，他的老庄也不是纯粹的，否则刘备来请教他，他怎么可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套天下的军事现状？当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他要搜集到这些情报不知要花费多少心力。由此可知，他隐居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道家，他谋划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法家，他打仗的时候不并是纯粹的兵家，他尽忠的时候也不是纯粹的儒家，但他又什么都是。正是这种充满弹性的全方位人格，使中华文化在各个领域保持着既不同又统一的逻辑和秩序。
罗素的话
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初夏吧，一天，罗素在一批中国友人的陪同下坐轿子登山。那天天气突然很热，山道呢，又非常崎岖，因此轿夫们都非常辛苦。终于爬到了最高峰，大家休息一会儿，这些轿夫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乐滋滋地抽着，开始互相取笑，好像世间万事在他们的笑声当中了无牵挂了。罗素看到这个景象就想，这个事情如果换了别的国家，那些轿夫一定会抱怨酷暑难当，要求增加小费，而像自己这样比较高层次的欧洲人呢，到了山上也不会了无牵挂，而一定会担心我们下山以后的交通工具等等。但中国人一有空闲就取笑逗乐，那实在是另一种文明。由此联想开去，罗素发现，同样介绍一个居住的地方，欧洲人会首先告诉你这个地方的交通设施，那非常实用了，而中国人如果讲交通设施的话，多半会讲不明白，他们更会告诉你的是最不实用的内容，比如说古代某个诗人隐居在这里……
罗素当然不会简单地裁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但却十分公平地让人家感觉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坐标。
对于我前面反复论述的中华文明的非侵略的本性，大家还记得吗？罗素说得比我有趣得多了。他说，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这是罗素的话，请注意，这些话不是在说现在，也不是在说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说中国被列强宰割、处处民不聊生的一九二二年！
钥匙
任何文明的洞窟，不管藏有多少宝物，冠有多少美名，总有一个开启它的小小钥匙孔。中华文明的钥匙孔，叫“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