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诸子那里，原来两千多年前这些麻袍飘飘的智者已经在为谣言大费脑筋了。一代代下来，谣言研究渐次被纳入人性论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一旦纳入，这些领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体验的精神暗窖而顿显丰盈。
研究的目光必须扫及世俗情绪之外的领域。世俗情绪总是憎恶谣言的，研究者说，且慢，先看看大范围里的谣言。即便把谣言贬缩为谎言，在谎言中再缩小到故意的说谎，也不全是邪恶的。
细想起来确实如此。艺术虚构也是一种故意的谎言，一位古代欧洲学者甚至说，戏剧就是把谎说圆了的艺术，观众乐于受骗。一位近代学者补充道，那是一种不具有现实伤害性的谎言，但也有人反驳，完全没有现实伤害性何来社会批判力？
军事上的谎言世所公认，“兵不厌诈”。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探测那些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伤残或遭灭顶之灾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终结果仍与人间道义有关。连那位认为世间没有谣言便毫无生趣的相场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谣言的主要结果是使许多人做了坏事，它久而久之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消灭世间犯罪，却总要发现犯罪、控制犯罪、审判犯罪、惩处犯罪。
那么，下面所说的谣言，就是进入我们包围圈的那一种了，不妨简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恶性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