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以“自律”来励志倡廉是有问题的提法。因为就理论而言，任何一种好的理论，都是靠灌输才得纳入的。无论宗教、学说、知识……马列主义、苏格拉底……一概莫能外。从小爹娘教，大了学校教，社会管束，朋友制约，通通都是“他律”。有这许多的“他律”，才使人有了惧怕心、警惕心，这才叫“自律”意识。他律大致上都是控制欲望的，自律呢？晚上在被窝里，无论是贵人，还是破席牛屋中的潦倒人，辗转反侧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人民幸福，怎样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好“代表”？肯定不是。恐怕想女人（当然不是自己该想的）、想升迁、想出名、想拳脚功夫，什么太极、八卦抑或美国的泰森、阿里，想形意、武当少林、散打……怎样能打得对桌坐的那家伙满地找牙，想钱、想房子、想儿子怎样出国或厨房里的酱油……怕是想这些事的居极大多数，真正专门想学马列、学雷锋，默默无闻为人民做点什么贡献，这才对得起组织和人民对自己培养教育的，我不敢说没有，我肯定说有，也是极个别的。想干坏事，又怕他律，只好理智些个，如果这个叫“自律”，那倒是有许多的。
在历史现实的实践上，我没见过一个伟人活佛圣贤是靠“自律”立起身来的。并且同时，我也没见一个杰士廉吏是“自律”培养出来的，没见过一个贪墨之徒“自律”了，真的改正了的。记得是哪一本小说说了一句“大凡做好事的心，一天天会小下去；做坏事的胆，一天天会大起来”，倒是这句话，贴近真理些个。清代有个名臣叫郭琇，他原是个贪官。后来倒是有了个翻天覆地的变性。忽然有一天清水洗地、断指告天：从此要做好官！他后来了得，权相明珠做寿，千员朝官毕集，人人一副阿谀相，巴儿狗似的绕着明珠承欢色笑。唯郭琇在筵席上朗诵他弹劾明珠的奏章，拂袖元胸而去。
写《康熙大帝》时，郭琇这人物是必须琢磨，不可随便绕开的，因为这涉及康熙这主子的性格特点、人格特点以及书的情节安排。这个人很叫我诧异了一阵子。什么原因突然使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然，在另一份很郑重的资料里，说康熙在私下给他下毛毛雨，他写的这奏章，这资料上有眉批“如此名臣便宜煞”的话头。我不排除这件事有“预先授意”的可能，但是明珠、高士奇门生故吏党羽如林遍布朝野，他这么做，首先要冒“得罪一大片”的风险。这是一；二、康熙也可能突然变卦，顷刻之间他便万劫不得翻身。明珠只是受了点疑心，康熙对他还是宠爱的。有可能只是“借机”，让郭琇教训教训他。郭当时官已不小，犯不着打这种冲天炮，冒这么大险；更须说的是，倘若他平日甚是庸碌，不是敢言敢为之士，康熙也不会找他来布置安排。
这是对资料分析，他当初何以突然改邪归正幡然悔过的呢？我绝不相信是王阳明那样：倏然开窍了便举措惊人（王阳明他自个想得发昏犯痛，也还是没明白所以）。其实郭的情形在清初很是个一般的社会形态。偌大一个中国，汉人不服满人统治是个普遍心态。他原先的贪，是想和这政府捣乱，也为自己捞点实惠变天时用。一下子“突然明白”，是看到了中央政府稳定大局的能力，看到了康熙的雄才大略，本质原不坏的郭琇就来了个“历史性的转折”。
当然这依旧是形势、心理的分析。无论后头的挺身锄奸还是前头的由贪变清，都还是他律而来。“自律”也就是他律之下的产物尔。
自律有点用处，但基本无用。他律败坏，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再大到地球（地球环境的恶化，不是人类造成的么？地球“自律”有什么用处？）就要出问题，他律愈严，问题愈少，没有“他律”，世界崩溃。
宋太祖以陈桥兵变夺位，怕人说闲话，便巴结臣子，说立誓不杀大臣。这一条他律在，而宋室搞成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无能软弱的王朝；蒙古人进中原建立王朝，把人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几种等色，他欺负下等人，自己失去了“他律”，不满百年，就剃头的拍巴掌——完了。
我们的杭州市，曾设了“581”的银行账户。官员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存进去算缴公。这几年没听再怎么张扬，大约效果很有限。有一位县级干部有年春节向纪检部门上交了他收的五万元“压岁钱”，也许是“极个别”的自律者，没看见报章表彰。
一种社会现象的解决，靠制度、靠政策。什么叫制度、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措施。是为强大的政权“他律”。自律呢？一时也不准，一声也不准，一个人，也还是不准。自律这个词，是写检查，自我检讨，写认罪书逃活命的好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