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当初媒体蜂拥前来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说：“五十九点五分。”饰演雍正的唐国强去年来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说：“那不是指演员的表演艺术，是指剧本。”
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他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不足的。我写《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单纯是反贪反腐，而是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情态，就这一点而言，《雍正王朝》电视剧未能负荷。
一本白话文小说，怎么会改编得变调了？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其实跳出“我自己”这框框，我还是赏识这部剧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的演技，不能打这么低的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的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以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续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治疗，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起义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很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却被病魔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任何社会它都会腐蚀，因此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污被拿，临就刑之时写认罪书，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的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社会，抑或其他什么“拜金规矩”，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按期交钱不撕票等，哪有允许暗室受贿的“世界观”。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最大。一是武则天，她有“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一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揎草（明太祖时官府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给后来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穷追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准。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来，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质”地解决问题；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他是靠直觉杀贪，带有一点社会报复的摸索性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解决得有些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