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分头”想了想才说：“赵一清是谁？”
我迅速算了算，我爸1967年出生，现在是12岁，还是个少年我又问：“那你认识他父亲赵海边吗？”
赵海边是我爷爷的名字。
“中分头”说：“赵海边？我当然认识了。”说到这儿他恍然大悟，连忙说：“噢噢噢，我想起来了，赵海边的儿子叫赵一清，那孩子今年上初中了吧？”
我说：“对对对！”
这时候我莫名激动起来。如果我见到少年的父亲，那也算没有白来404一趟。
“中分头”说：“你是他”
我算了算年龄，我爷爷现在应该不到40岁，那么他不可能有我们这么大的孙子，我很难解释，只好说：“我是他一个亲戚。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我并不相信这真是1979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戳穿这一切。有能耐你带我去见到我爸，照片不算。
“中分头”说：“没问题。”接着他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我注意到上面的表盘已经裂了纹儿：“他们现在应该刚刚上班。可是我还得看演出呢。”
我说：“现在几点了？”
“中分头”说：“快八点半了。”
我说：“超时已经快半个钟头了，你觉得他们还会正常演出吗？而且除了咱俩，也没有一个观众。”
“中分头”朝舞台看了看：“灯都亮着啊。我的表是不是快了”
我想掏出手机看看，但马上觉得不能让他见到这个现在的东西，就没有动。
“中分头”看了看我：“你没戴表？”
我说：“那么贵，我怎么能买得起。”
“中分头”说：“再等等吧，就算演出遇到事故，我也得退了票再离开啊。”
我说：“一张票多少钱？”
“中分头”说：“3角。你不是买了票吗？”
我岔开了话题：“你跟赵一清熟不熟？”
“中分头”说：“经常见，我跟赵海边住在一个家属院。”
我说：“你也住在二区302号门？”
“中分头”说：“是啊。他家是”
我马上说：“8号楼2单元201。”
“中分头”点点头：“没错儿，我家在6号楼，跟赵海边家只隔了一栋楼。”
两个人越说越近，这时候我已经蠢蠢欲动了：“他现在会在家吗？”
“中分头”说：“赵海边？”
我想说：赵一清，却咽了回去，只是“嗯”了一声。
“中分头”说：“今天是周一，他肯定在上班。”
2019年，4月22日是周一，这没错儿，但是1979年的4月22日是周一吗？可惜我查不了万年历。
我说：“那他儿子呢？”
“中分头”说：“他儿子应该在家。那孩子跟他爸一样，总爱钻到书本里，平时都不怎么出来玩儿，听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一次我在家属院里看到他了，拎着水桶和网兜，我以为他去捞鱼，就问他，结果他告诉我，他去河边做实验。我一直跟邻居们说，那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没准儿会成为陈景润那么厉害的科学家。”
我有些酸楚。
对于当下的语境来说，赵一清尚小，他还有广阔、美好、未知的前程，但是我知道，他的墓碑上只是个高级技师，然后他的人生之路就终止了。我现在也貌似拥有广阔、美好、未知的前程，多少年之后，会不会有人也对我产生现在这样的感慨
我又问：“我刚来404，有一件事不理解。”
“中分头”说：“你说吧。”
我就说了：“就算今天是周末，咱们404大部分工厂都应该在正常运转吧？”
“中分头”说：“那当然，为了核事业，人和机器一分钟都不能停顿。”
我说：“那外面为什么那么安静？”
我似乎戳中了某种Bug，“中分头”愣了一下，这才说：“这一带正在待拆迁，只剩下红都剧院了，听说马上也要搬了，售票处都搬空了。”
我说：“为什么要搬走？”
“中分头”说：“那是上头的决定，具体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听小道消息说，好像这里的辐射超标，正在紧急治理。”
好吧，这里是404，这个说法倒是靠谱。
我又问：“待拆迁的区域有多大？”
“中分头”说：“我算算南面到家具厂，北面到肥皂厂，西边到敬老院，东面到道路养护站差不多一平方公里吧。”
难道我走出一平方公里就能见到404“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自从“中分头”说出了我家的住址，我似乎有些相信他了，心里冒出了很多问题，我说：“外面没有在打仗吗？”
“中分头”说：“和平年代，打什么仗？”
我说：“那是”
“中分头”说：“但我们时刻不能放松警惕，我为什么要来观剧？《倒退》和《40年》就是一种国防教育。”
我想了想又问：“你知道哪里有出去的路吗？”
“中分头”的警惕性果然很高，他马上有些戒备地看了看我：“你要出去干什么？”
我说：“我就随便问问，我不出去，我要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中分头”这才左右看了看，终于说：“看来今天演不成了，我带你去找赵海边吧。”
我赶紧说：“谢谢。”忽然又说：“你知道他家的电话吗？”
我十分不相信他真能带着我见到我还不到40岁的爷爷，我希望他提前打个电话联系一下，我要确定一下我能不能从电话里听到我爷爷的声音。
“中分头”拍了拍脑袋：“他家电话号是多少了213还是231了”接着又说：“剧院里的电话已经迁走了，我们直接过去吧。”
那就“直接过去”吧。
“中分头”站起来，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了舞台一眼，终于朝外走去。我赶紧跟了上去。
来到门厅的时候，我朝那个物品架看了看，假装很好奇地问：“那里绑着什么啊？”
“中分头”看了一眼，说：“道具服。”
我把目光收回来，又问他：“你是怎么来的？”
“中分头”说：“骑自行车，我带你，很快就到。”
我们走出红都剧院，我果然看到台阶下停着一辆大二八自行车，它是黑色的，前叉、车把和车轮辐条都是银白色的，一尘不染，这让我十分意外，这种自行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交通工具，早就停产了，而“中分头”的自行车却至少有九成新，难道我真的倒退了40年？
“中分头”看了一眼我推来的三轮车，上面还摆着那身美式军服，他嘀咕了一句：“道具服怎么丢在外面了”然后他扶着自行车，麻利地把支车架踢开，就骑了上去，对我说：“上。”
我追了几步，坐在了后车座上，一只手扶住了他的腰。他太瘦了。
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朝前走，很快就平稳了。
不久之前，我和四爷是由西朝东走，结果遇到了这个晦气的红都剧院，得瑟着非要进去现在，我和“中分头”的方向正好相反，由东朝西驶去。
走出了半站路的样子，街道有了坡度，他吃力地蹬了一会儿，终于说：“下来，歇会儿。”
我就跳下来了。
他一条腿支在地上，趴在车把上喘息起来：“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一天能骑50公里”接着他朝前指了指：“你看，前面就是敬老院了，那就是拆迁的边缘。”
我看到了，那恰恰是个丁字路口，顶头是个门楼，我看到了釉色的琉璃瓦，门楣上有一行金色大字，两侧门垛上贴着对联，看不清上面的字，我和四爷走过来的时候，应该路过过它。
“中分头”说：“我们从那个丁字路口朝右转。”
我说：“来，我带你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像一个魔术师对我说：我在你眼前可以把自己变没了。我说：那好哇，你变给我看。魔术师闭上眼睛，低声说：你看好，我要不见了啊。我却说：你等下，我转过去。接着我就背对他了，过了会儿，我回头看看，他果然不见了
“中分头”说：“也好。”说着他就从自行车上下来了。
我骑上了自行车，对他说：“上吧。”
他就上来了，我明显感觉自行车摇晃了一下，车蹬子一下就变重了，我用力朝前踩去。
踩了一会儿，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敬老院跟前，金字是——安福敬老院。那副对联虽然已经斑驳，但依然能看出字迹——献完青春献余热，献完余热又青春。
我说：“朝右转，对吧？”
背后无声。
我转头看了看，心里一空，差点摔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后座上的“中分头”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