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最优先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革命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
几乎同时，在江西瑞金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为政府和执委会**。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此时此刻“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却要保卫苏联，怎能“走到广大群众中去”，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往来，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谴责宋庆龄、何香凝等，“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以“经典”回敬“教条”：“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并举马克思名言“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例如，与父亲同龄又同乡的田汉和年轻14岁的聂耳，就于此时投身上海义勇军，田汉即加入中共，次年发展聂耳入党。1936年，伟大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一二·九”运动中唱遍天下。追溯今之国歌，从源头（“一·二八”义勇军）到最初的唱响传世（“一二·九”运动），竟都是在父亲直接领导的抗日运动中。
马克思高呼的千真万确：“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然而，3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赵溶（康生）、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就此撤了刘少奇的职工部长，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刘，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
因极其危险又总犯错挨批，临时中央常委卢福坦说什么也不干全总委员长了。多年后父亲回忆：“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作（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由陈云干，陈云不干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在党和红军的职务，“回家养病”（毛**语）。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被共产国际誉为“真正无产阶级领袖”，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卢福坦（临时中央*****，主管工运）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还有个致命的大难很少被提及，就是经费断绝：此时，中央的经费主要来自红区苏维埃，多次输送钱款遭土匪“白狗子”打劫，生命的极度危险加经济的极度拮据，迫使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所有人员陆续分散转移苏区。1932年底中共中央基本疏散，1933年1月17日博古、廖程云（陈云）最后撤离，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
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全国总工会原委员长卢福坦被捕叛变，与其接触频密的父亲，紧急撤离上海。
何葆贞妈妈，1925年在湖南、1929年在满洲，曾两次成功营救了父亲，又无数次救出我党的重要领导、大量党员和革命群众，有卓越显绩不扬，有经验人脉常用。此时，作为营救部长（公开身份为全国互济总会副会长）肩负重任的“小大姐”（随安源习惯，中**内尊称），正值最忙当口，自带两岁多的儿子毅然留下。成功营救出廖承志之时，被敌人盯住，临被捕前，将我二哥刘允若加一把钱塞给邻居工人家。母子俩与父亲，生死两茫茫。
敌人酷刑严审，没拷问出底细，知专事营救，亦钦佩几分。关押至1934年秋，身份暴露，年仅32岁的何妈妈，坚贞不屈，凛然就义于南京雨花台，被赞为“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亡身于外、火红映天，永葆贞女常在；无懈于内、英魂不灭，大情大功大爱！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南下故地，带我母亲王光美，专程凭吊追思英勇刚烈、功勋卓著的“大姐”——何宝珍烈士。
回到1933年初，父亲进入中央苏区，到了被称为“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会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相当繁荣，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提出，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张闻天（人民执委会**）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红军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建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刘少奇不仅是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他还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
1934年春夏，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福建省委书记。正史记载7月任命，长汀记载是4月已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省委书记，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书记。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信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向我叙述，因“一·二八”抗日与十九路军并肩战斗，有拼死相助情谊，中央派他到福建省委工作，以掩护秘密任务：联络在福建“围剿”红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共同抗日、联合反蒋。中央犹豫反复不定，省委书记又空缺，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就领导省委工作。数月后，秘密任务撤销，才正式任命刘少奇为省委书记。
在福建省委数月，开始的主要工作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苦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父亲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由福建省委组织指挥的汀州保卫战英勇卓绝，却湮没于战事频仍，少见于史著经传。具有标志性的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突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二十里，由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和临时配属红九军团的二十四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四千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兴国）。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20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蒋介石怒杀温坊战败的旅长，严处有关将校，国民党军重兵决死力夺。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长征前空前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阻击的红二十四师，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包括松毛岭战役），由红二十四师一部同地方武装，仍顽强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作为省委书记，刘少奇不仅组织运粮、补给弹药，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
硝烟散去，部队打没了，时任领导，如今走光了，万千烈士尸骨散落漫山遍野，当地村民几代口口传颂。据国家民政部门统计，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牺牲的2000万英烈，留下姓名的约700万，绝大多数无名。为了前仆后继的先辈，为了念念不忘的百姓，我们后代军人，能否下力考证，在正史上哪怕多记几笔呀！于今和平美好的生活中，永远牢记无名的英烈们！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2016年的《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