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0日，刘少奇再次电报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部队总指挥。中央复电：叶挺未过江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11月17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成立。
胜利带来喜悦振奋，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为常例。11月29日，我苏北万余部队分三路攻击曹甸，历18天未下，“消耗甚大”。虽然歼韩德勤部八千余人，我亦伤亡约两千人。12月15日，刘少奇冷静判断：“急切不能彻底解决”，19日下令撤出。从战伤比率看，曹甸攻击胜而不败，“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自古就是大胜仗；以战止战为义，攻城未下，却使韩德勤蛰伏一隅，无力较量。我苏北所占地域得以稳固，战略上是为打赢。
无论如何，此战不可少。但近似百团大战，如此大的牺牲损耗，当时的我军难以承受，可否待机从容亮剑？对此，父亲极其痛心，多次自责。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他从来都是极其严格的。每打胜仗而不骄，刘从未自诩，总要推功于众；每有败绩而不馁，他绝无推诿，率先汲取教训。刘少奇是华中军民的总负责，敢作为就敢担当！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华中军事指挥，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指挥之下。同时又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
正当父亲准备全力强党建政抓民生时，又迎狂飙劈面。
1941年1月6日，发生惊世的“皖南事变”！载入史册的资料陈述详尽，我不讲了。仅就史实谈些联想。
先倒叙几句很少提及的背景：
红军长征后，项英与陈毅、邓子恢、粟裕等留在老苏区，确实历尽艰辛鏖战，却是不了解延安的党中央。组建新四军时，谁知西风吹血腥？项英又自然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项英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前半段，恰逢武汉失陷，叶挺气愤之极挂冠而去，项英速返新四军，所以主要听了王明灌输的那一套。全会结束，长江局被撤销，项英改任东南局（原长江局管辖的东南分局改成）书记，辖区少了大半。对后来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尤其是对会议后半段批判王明，作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多项决定，他是整个跟不上趟。历史上，将军百战身名裂，毁于一念一战，并不鲜见。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中，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并直接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应将新四军军部迁至华中，可到陈毅、粟裕等老新四军处。刘少奇反复劝说，新四军在皖南发展不了（受国民党军编制所限，没有根据地，担心刺激蒋介石），总共力撑至万把人规模，而在江北则发展到七八万人马，占据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有的是地盘空间，有的是民众支持，就是急缺老部队。况且，军部长久滞留江南，极其危险。
毛**、张闻天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转出“国统区”。由于上述背景，延安中央对项英的指示中多有商量语气，而父亲当时是政治局成员，苦口婆心地建议、劝说英。1940年4月刘少奇“扣住”陈毅、叶飞前后，就以万分火急电：“顽方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至皖南事变前一个多月中，刘频发急电：“从速北移……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断”，“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以从速行动为妙”。
然而，项英踟蹰不省。“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以晚辈度长君：
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革命的坚定性毋庸置疑。很可能他身为东南局书记，所以不愿让新四军军部离开地界？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王明，所以才造成“一向不听延安的”（毛**与刘少奇往来的电报中语）？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国民党抗日，所以才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造成临阵出走，遭杀身之祸？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项英纵然有大错，但先人已矣，逝者为大，我辈应予宽宥，起码应予尊重。
1941年1月6日拂晓，“皖南事变”爆发。1月14日，最后消息“弹尽粮绝”，新四军军部所率部队九千余人，分散突围所剩两千余人。这么可贵、这么好的老部队呀！遭受巨损心疼死，使我三军泪如雨，全党捶胸顿足，一片喊杀复仇！那时，共军可是千锤百炼、血气方刚、动如脱兔的勇猛之师啊！
父亲最先得知，盯在电报机旁七天七夜没合眼，旧仇江流不尽，新恨云岭千叠。他激愤难捺，赞成并亲自部署反攻。
党中央发出全面反攻国民党电报后，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给中央发电建议：“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他认为，我军还不具备硬拼实力，死战正中老蒋下怀；我党还很可能从王明、项英右的“两个一切”，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倒退回极左的“两个一切”，即“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翻脸打内战，人民怎么想？失去了不易得到的人心，便失去了基础。可以肯定，得益的是日本人。毛**即刻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
父亲已是新四军的主持人。照常理，提此建议是自找难题、自讨苦吃。他周围，无一不是久经沙场、视死如归的职业革命战士；他统领十万“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鹰狮劲旅。要压住怒吼、疏导愤懑，如同引火自焚。
但千古兵法定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决不意气用事，而应冷静以对，斟酌损益，谋大局以利战、智战攻心为上，化被动为主动。
忍辱负重、说易行难，父亲虽以身示范，但要说服自家亲人，才更难上加难！刘少奇与陈毅、粟裕等人谈话，设身处地，可怎么谈呀？义愤正确！理智更对！刘通宵达旦，烟雾缭绕，促膝倾诉，亲自谈了上百位好同志。先国难、后私仇，大道理说服小道理，大原则管着小原则。千钧一发之际，方显书记政委之重！
时势造英雄，现在党史军史上公认，最关键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保持头脑冷静、力阻全面军事反攻，为历史作出重大贡献。
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父亲顺势把陈毅“扣”住，把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叶飞、韦国清、陶勇、王必成、刘培善等部队都留在了江北，情形会怎样？这不是假设历史，而是透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立即重建新四军。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通令撤销新四军的当天，父亲就向党中央郑重建议。三天后的1月20日，中央军委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5日，“皖南事变”结束十天后，蒋介石通令撤销新四军八天后，新军部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重建大会上，陈毅宣布：胡服政委的真实姓名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二十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此时，父亲才公开了真实姓名身份。他讲：“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植根于人民之中的……我们是越打越强！”再次向世人郑重宣告：“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经多次向中央提出整编方案，2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在江北指挥部的陈毅、粟裕部整编为第一师；后组建的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部为第二师；原八路军一一五师黄克诚部和彭明治、朱涤新部划为第三师；毛**又令原非新四军军部指挥的彭雪枫、张爱萍部为第四师；中原局的鄂豫皖李先念、陈少敏部为第五师；仍在江南的谭震林部和张鼎丞部为第六师、第七师。其中，二、三、四、五师都很大，不属原新四军军部建管。新整编的新四军9万人（其中老新四军1.8万），壮大了多倍。
父亲英气十足：“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现在他（老蒋）一打，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
在硝烟弥漫的生死搏击中，在群英荟萃的胜利欢呼中，父亲的家庭生活却又添不幸。无奈打断兴头儿，插入应讲之事：爹妈心中隐情，子女着实难言，漫忆回避不开，硬着头皮愣说。
父亲在延安及初次到中原局时，谢飞妈妈留马列学院深造，1939年结业后到中原，多次积极要求像陈少敏大姐（谢与陈同年入团，早一年转党）一样去敌后。大革命时期的小工运、小归侨党员，炼成老红军、老白区战士，身处如火如荼的年代，比肩意气风发的英杰，实在不想做温存陪侍的夫人秘书。而万马军中的刘少奇，号召全党挺身敌后抗击野蛮侵略，又有何理由拒绝妻子去打游击开天地呢？他批准她到鄂豫皖任职，又派她赴新四军军部，后在江南敌占区党委。
自此，又出现了一位能“上马下田的谢大脚”。26岁的她，烽火映靓爱民姐，飒爽英姿不思归。谢妈妈多次劝说父亲，速换人照顾，并正式向中央明确表示离异。即使按今日之法，无子嗣亦为离异正当理由，何况革命崇尚婚姻自主，战争生死不定，姻缘无疾而终，亲人流离永别，实属常见。
过了一年，“皖南事变”，日伪国民党双重封锁长江，谢飞妈妈真飞了，再无通信，南战北征风风火火，潮涌潮落进京办学，素丽单身，终未再婚。直至“*****”，剃头挨打，监禁劳改，受尽逼供，不屈不阿，仅回一句：刘少奇，生活作风正派，个人品德高尚。
晚年的老妈妈，备受尊重，平和慈祥，仍为老解放区、老新四军宣传奔走。真可谓，革命时有功，挨整时有节，无怨无悔重大义！独身巾帼，默默奉献终生，曜晦无愧，百岁荣光善终！
这里，我们接着叙述历史。1941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因已不能发挥作用，“将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织”。曾山叔叔提出，地理名称“中原”不包括“东南”，“改为华中局”可好？父亲速将建议转报中央。
4月27日，中共中央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辖区包括新四军活动的所有地域。刘少奇为中央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是华中的最高军政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