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核战斗部及其引爆控制安全保险分系统的可靠性，以及适应各种使用与作战环境的能力，也有所改进和提高。
美、苏两国还研制了适于战场使用的各种核武器，如可变当量的核战斗部，多种运载工具通用的核战斗部，甚至设想研制当量只有几吨的微型核武器。特别是在核战争环境中如何提高核武器的抗核加固能力，以防止敌方的破坏，更受到普遍重视。此外，由于核武器的大量生产和部署，其安全性也引起了有关各国的关注。
核武器的另一发展动向，是通过设计调整其性能，按照不同的需要，增强或削弱其中的某些杀伤破坏因素。“增强辐射武器”与“减少剩余放射性武器”都属于这一类。
前一种将高能中子辐射所占份额尽可能增大，使之成为主要杀伤破坏因素，通常称之为中子弹；后一种将剩余放射性减到最小,突出冲击波、光辐射的作用，但这类武器仍属于热核武器范畴。
至于60年代初曾引起广泛议论的所谓“纯聚变武器”，20多年来虽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例如大功率激光引燃聚变反应的研究，80年代也仍在继续进行，但还看不出制成这种武器的现实可能性。
核武器的实战应用，虽仍限于它问世时的两颗***，但由于40年来核武器本身的发展，以及与的多种投射或运载工具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通过上千次核试验所积累的知识，
人们对其特有的杀伤破坏作用已有较深的认识，并探讨实战应用的可能方式。美、苏两国都制订并多次修改了强调核武器重要作用的种种战略。
有矛必有盾。在不断改进和提高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性能的同时，美、苏两国也一直在寻求能有效地防御核袭击的手段和技术。
除提高核武器系统的抗核加固能力，采取广泛构筑地下室掩体和民防工程等以减少损失的措施外，对于更有效的侦察、跟踪、识别、拦截对方核导弹的防御技术开发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止过。
60年代，美、苏两国曾部署以核反核的反导弹系统。1972年5月，美、苏两国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不久，美国停止“卫兵”反导弹系统的部署。1984年初，美国宣称已制订了一项包括核激发定向能武器、高能激光、中性粒子束、非核拦截弹、电磁炮等多层拦截手段的“战略防御倡议”。尽管对这种防御系统的有效性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美、苏对核优势的争夺仍将持续下去。
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和独特的作用，与其说它可能会改变未来全球性战争的进程，不如说它对现实国际政治斗争已经和正在不断地产生影响。70年代末，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中子弹，它最适于战场使用，理应属于战术核武器范畴，但却受到几乎是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对。从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核武器所涉及的斗争的复杂性。
威力排序：氢铀弹>氢弹>***>中子弹；更详细核武器资料请参考百度百科词条核武器。
生物武器：
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旧称细菌战剂。生物战剂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因素。
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机体（人、牲畜生物武器标识等）便能大量繁殖，导致破坏机体功能、发病甚至死亡。它还能大面积毁坏植物和农作物等。生物战剂的种类很多，据国外文献报道，可以作为生物战剂的致命微生物约有160种之多，但就具有引起疾病能力和传染能力的来说就为数不算很多。
一位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就知道在攻城掠池和自我保护时使用这一手段。赫梯王国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即古代小亚细亚的亚洲古国。赫梯人以骁勇善战著称于史，
不仅将若干小国统一成一个强大帝国，并曾与埃及展开过激烈的争霸战争。意大利学者西罗·特雷维萨纳托专门对赫梯人最强大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他在《医学假说》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称，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方城市或阵营，导致对方人员染上这种致命疾病，是当年赫梯人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雷维萨纳称，赫梯人在公元前1325年攻打腓尼基人城市士麦拿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所谓‘赫梯瘟疫’的说法，而且这种称谓在数份历史资料中都曾出现过。”他认为这决不是巧合，因为那时恰恰有了对兔热病的第一次记载。特雷维萨纳认为，赫梯人在遭到外敌入侵时也曾使用过同样的手法。
“赫梯历史上国运不济的时候，曾经遭到邻国阿尔扎瓦王国的进攻。就在那段时间，一些绵羊神秘地出现在阿尔扎瓦的街道上。当地居民将这些羊抓起来吃掉。就这样，兔热病在阿尔扎瓦蔓延，对赫梯的进攻就此失败。”
特雷维萨纳说，据史料记载，阿尔扎瓦人当时就曾怀疑在城中蔓延的瘟疫和这些羊有牵连。这位意大利学者断言，“赫梯人最早使用了生物恐怖手段”，而“染病的绵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859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战时，15000人中有12000人患霍乱而丧失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当时称为细菌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仅一年半的时间内，交战双方患病毒性流感者达5亿之多，有2000多万人死亡，比战死人员数量高出3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场－731部队，曾对中国10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10余种战剂。
鼠疫最严重的是湖南常德和浙江宁波。他们甚至拿活人做细菌试验，仅此一项就杀死中国军民3000多人，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就广泛研究和使用生物武器，组建了专门的细菌作战部队，即731部队。
1940年7月，日军在浙江宁波用飞机投撒了70公斤伤寒杆菌，50公斤霍乱弧菌和5公斤带鼠疫的跳蚤。1942年夏，又在浙赣铁路沿线投放了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污染水源和食物，造成疫病流行，致使我大量无辜平民死亡。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1979年苏联位于斯维洛夫斯克市西南郊的一生物武器生产基地发生爆炸，致使大量炭疽杆菌气溶胶逸出到空气中，造成该市肺炭疽流行，直接死亡1000余人，并且该地区疫病流行达10年之久。这仅仅是一次泄漏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许多病菌在作为武器使用以后，可以长期存活在土壤和水中，遗患无穷。二战期间，英国在格鲁尼亚岛试验了一颗炭疽杆菌炸弹，至今该岛仍不能住人。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
自70年代以后，分子化学的突破性进展，使以基因重组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应运而生。人们把遗传工程又称为基因工程。基因是细胞中起遗传作用的物质，生物性状就靠基因代代相传。
当基因工程刚刚问世，就同任何高新技术一样首先很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一些军事大国竞相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
研究基因武器，无疑是人类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因为我们无法预料通过这种方式，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基因魔鬼。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设想都有可能成为现实，而每一个现实都会使人类走进灭绝的深渊。
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里说“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说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连我们这么小的实验室都能做这样的事，把艾滋病毒跟感冒病毒连接到一起，多可怕！有人常说过，
这个世界不是毁在几个不懂法的流氓手里，要毁就毁在科学家手里。”
艾滋病毒虽只通过**和血液，尚且在世界范围有如此巨大的感染人群，如果打一个喷嚏就可以传染艾滋病，恐怕人类早就灭绝了。
再有，如果把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的基因或致癌基因移入大肠杆菌中，令其繁殖，同样可以轻松地毁灭全人类。还有一种叫“热毒素”的奇特基因武器，只需20克便可致全人类于死地。
如果上述这些基因武器研究成功，即使实验室操作失误所引起的泄漏，都会引起全人类的灭绝。这些超级病毒或细菌一旦开始传播，纵然是这些病毒和细菌的制造者也束手无策。有人猜想艾滋病毒可能就是德国或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生物武器。
华枫慢慢的理解了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