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升当上了刘家大院的族长后，领着族人和长工、短工早起打垄铲田，晚上还领着人榨油，没日没夜的劳作，干木工活儿更是行家里手，那时候一个木匠轻松的养活一家人，他的勤劳得到了另一个美誉——刘半夜。当时的富裕来自勤劳和善于经营，再加扩大经营了三个榨油厂、三个酒厂、两个木工厂、两个肥皂厂，在街里又开了商店，还在大商店里投股份，刘家大院，富甲一方，家人吃穿用度远远好于其他人家。每年上交的皇粮、皇油、肉、皮毛、药材、豆饼等，交的早，交的足，交的质量又好，受到官府的表彰，后来县衙授予他九品庄头的称号，还有一定的职位，要他负责西南部半个县的征收工作，他穿着官服骑着马到沙兰站、新官地、上马河、杏山、莲花等地征收皇粮、国税，还有天灾免检税务等工作，一年忙到头，他分身无术，只好将家族的族长让给了弟弟刘玉珠，和一些族人来管理工厂。刘善人的称谓实际上是三个人——刘君启、刘玉升、刘玉珠，他们都致力于扶贫帮困，救助灾民，那时候总有大量逃荒的人来到这个苦寒之地，没有物质的保障早冻死饿死在街上了。
刘家大院儿的生产管理方法，完全是家长式的，刘君启和他培养出来的刘玉升，将四百垧土地分成了几个区，由刘玉升的兄弟们各自管理一个区，那十多个工厂也由侄子们和一些工人来管理，但是有一个大掌柜，他受族长管理，下面的作坊是一个管账先生一本账，一个铺子一个钱柜子，每天晚上算账，收支每月报账，没有任何监督。造成的结果就是谁都往自己兜里揣，几年后，各家都富的沟满壕平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就快，赌博成风，一夜之间就能倾家荡产，吃喝嫖赌成性。他们的大锅饭制度，少部分人搂足了就借机闹分家，清朝末年百日维新期间闹分家，山里的土匪骑马下山，来到刘家大院，刘善人一看，正是当年救过的鋦锅匠，当年他离开刘家大院儿后就去山里当了土匪，外号叫“杠公平”，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公平的世外桃源，抢一些为富不仁者。他听说刘家大院儿闹分家就下山来劝，刘家答应不分家了，他才走，走时“杠公平”送给刘善人五根金条。
第二次闹分家是辛亥革命期间，那一年清朝垮台了。皇粮国税不收了，刘玉升召开全族大会，他说眼下闹革命推翻了满清，不交皇粮国税了，这是咱们发财的好机会。咱们有枪有炮还能看家护院，还能防土匪，刘家大院儿又坚持了十八年，这十八年是刘家大院最富裕的时期，也是谁管事谁贪污的最严重的时期。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刘家大院在官府和地方大户家长的支持下开始分家，分得很公平，还留了十顷良田作为公祭祖先之用（每年七月十五祭祖、宴会）。光阴如梭，伪满时期民不聊生，又是抓劳工，又是抓经济犯，刘家祭祖仪式简化只是磕磕头，烧烧纸罢了。那十顷祭祖的良田也给了刘氏一位老光棍娶媳妇用了。光复以后划分成分，刘家大院里的人家基本划为了地主、富农。
注：刘家大院形成于清朝咸丰年间，解散于一九二八年，是富甲一方、家登高厚的家族，最兴旺时有良田四百多垧。玄武湖周围到哈达湾、江北从东沟村到红石砬子都是他们家的土地。然而最初却是由赤贫的农人发展而来。 现在的上官村四周还有原来院落的地基，最兴旺的时候大院内有宽阔的街道，有大四合院五座，每个四合院有正房十间，厢房十到二十间，另有仓库院、大车院、牲口院、家禽院、打场院（打谷场地）、还有榨油厂、木工厂、酒坊、粉房、糕点厂。所有这些院落被大围墙围住，高高的围墙上有四座炮楼，大门外有影壁，总体规模就是现在西上官村的面积，院内设有大食堂，长七十米，每餐可供上百人吃饭，还有小食堂，是为客人准备的，餐桌和椅子都是长条形的，碗盘全是木质的(据说不容易摔坏）。大院设有私塾，除自家子女上学外，外族的学生也可以来上学（据说收外人的学费）。院内有大车十多辆，马、骡、驴、牛、羊成群。在上马河村和三陵村建有榨油房，控制着宁安南片的食用油业，在这两个地方还有木工厂、酒坊和糕点厂，在东京城（现渤海镇）繁华地段有商店，出卖他们自家的产品和紧俏商品以及当时最时尚的服装（经理从俄罗斯、日本、沈阳、上海进货）；还是宁安一些商店的股东。江北（上官村后面就是牡丹江，牡丹江北岸被称做江北）建有供乞丐、流浪汉居住的慈善房，能容纳一百多人吃住。所以庄主刘君启、刘玉升（两个族长）有刘大善人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