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领导学、统御学、主管学等书籍林林总总，充斥书店，正符合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其实就我一生的阅历来说，被人领导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而且能够被人领导的人将来才能做好领导的角色。我深感：领导别人固然很难做好，但能够善于被人领导亦非易事。所以，当目睹大家热衷于做领导人时，我不禁在此大声疾呼：做一个成功的被领导者才是一门最重要的学问。
四十年前，有鉴于圣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旧习，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实践，我也曾一度为人编辑《人生杂志》，为人助印发行大藏经工作，希望借此推展佛教文化事业。但主事者仅想守成，与我开创的理念无法相符。虽然我并不满意他的领导作风前后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辞退时，他依依不舍，说我很适合跟随他工作。这可以证明一点，我懂得被人领导。
尽管世事无法尽如己愿，我还是十分尽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亲近新竹、桃园、苗栗三地佛教会理事长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记忆中，我所拟订的各种计划，回复的各种公文，不曾见他更动一字；所建议的各种事项，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安排，乃至会客、翻译，也未尝见他否决。不仅如此，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还承蒙他亲自带我跋山涉水，周游各个客家地区，例如竹南的狮头山、大湖的法云寺、竹东的师善堂、关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镇、杨梅，还有许多新竹、苗栗的道场，感谢他的慈悲向导，让我结下许多因缘。记得有一天，太阳很大，他以一顶拿破仑式的帽子赠给我遮阴，直到今日我仍参不透老和尚的肚里玄机。
我也曾做过《慈航法师全集》的助编，并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师，承其慈悲垂护，亲切接待。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每次来信皆以“云弟”称我，可谓厚爱备至。不幸年至六十时，正如人云“慈航止于汐止”。我因而未能长期亲炙，受他领导，至今追思，深憾缘悭。
由于几次未能如愿地被人长期领导，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青年佛子推上了领导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后，我都是担任住持、会长、校长、院长、所长等职位，更加体会出“被人领导是幸福的，领导别人是辛苦的”。
这一路行来，我虽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领导人，但因为我甘于随缘、被人领导，不但悟出一番领导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之铭语诚乃掷地铿锵、历久弥新的至理。换言之，一个称职的被领导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须心悦诚服，放下“上、中、前（请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间，走路走在前面）”的欲望，捐弃己见，时时记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评领导者，更不可出卖领导者自我求荣。一个被人领导的晚辈不得利用领导者的名声，而应该善于体会领导者的理念，勤于执行领导者的指示。乐毅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像刘墉的刚正不阿，尽忠职守，和珅的八面玲珑，只顾私利，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被领导人。结果前者流芳百世，后者遗臭万年，实足以为后人深思简择。
对于徒众，我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总是循循善诱，观机以教。大多数弟子都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服从领导，在工作岗位上勤奋精进，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顺从，心中却存深厚我见，对于这类人等我也只好装聋作哑，忍痛见他受挫以后悔不当初。偶尔，我也让一些弟子有机会充当我的管理人，让他们高兴一下。所以，有时在走路时，听到他们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后，我都无不遵守；吃饭时，听到他们好心地要我吃这吃那，我也咸皆从命；乃至在开会时，弟子提出佳见，我均从善如流；在做事时，徒众另有良策，我也随喜接纳。也许正因为我与生俱来这种“被人领导”的性格，所以能与弟子融洽相处，和合无间。
至于我所创设的佛光会，各地协会、分会的会长、干部等，大多为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大家在一个佛陀的人间佛教信仰下团结合作，所以我对于他们的领导也仅限于信仰上的指点，其他如感情、事业、友谊、婚姻等问题，我都避免干预。由于彼此认清界限，所以能凝聚共识，发挥力量。
在丛林中，住持虽贵为一寺之主，但举凡进出道场都要遵守客堂规矩，事先告知头单知客；早先出家的师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须遵从工作伦理，服从序级较高的师弟领导行事。这就是佛教界的长老担任“领导人”和“被领导人”，以法制为尊，不计较名位的典范。放眼古今，可说最合乎工作的伦理，最合乎做人的艺术。
所谓“世事通达皆学问”，人间何处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看！红花必须要有绿叶的陪衬，才能显得出整体的美感；明月也必须要有众星的点缀，才可以表现出夜色的美丽。“被领导”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被领导者”能做得称职中矩，将一己融入别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扩大自己，成就自己。
·佛光菜根谭·
一个人一生有两条路，一是领导人，一是被人领导。
领导人要德能兼备，属下才会服气；
被领导者也要有才学，才能得到欣赏提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