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
问：余教授，您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去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一年，社会上反响很大，您能谈谈写这些散文的动因吗？
答：我不赞成把散文写作当作一个人的终身职业。我们今天的散文概念，比古人狭小得多，因此，在今天，“专业散文作家”的称号，听起来总有点滑稽。一个人，干着别的事，有感而发，写两篇散文，这才自然。当然，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以散文成就为最高，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专写散文的。正因为我对现代散文有这种颇为不敬的成见，才敢于在教书、搞学术烦闷时，不问青红皂白地涂它几篇，作为调剂。我这样说，估计会有人反对，但调剂性的动因未必会导致内容上的玩世不恭。如果把写散文当作唯一职业，写不出还硬写，倒是真的在“玩散文”了。
问：您的学术研究，很自然地给散文带来了厚度，成了一种学者散文，你是不是想开拓一处学术气息浓郁的散文新文体？
答：那倒不一一。我自认为写的较好的几篇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气息，而过于知识化的篇目或段落则常常文气滞塞。文学的亮点在于沉淀着文化感受的灵气闪耀，这与学术和学者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作家有点学问当然是好事，可以强化文化感受，但未必非要成为学者不可。我倒是觉得，在中国历史上，艺术文化常常受到学术知识的吞食，艺术人格被挤压得萎靡不振，端方整肃的饱学之士长久地蔑视着狂放不、为气勃发的艺术天才。直到今天，许多搞艺术理论和艺术文化史的学者常常缺乏基本的艺术感受，广征博引的艺术论文背后藏着一个非艺术的内核。因此，人们同样有理由批评这些艺术学者的“非艺术化”倾向。我本人就常常深感其苦，因此不怕丢丑，学着“下海”，今后也许还想写点小说什么的。
问：不写您所研究的戏剧和电影吗？
答：暂时不写。或者说，当我决心不再搞戏剧、电影评论时再写。只要写一部，哪怕写得非常成功，也失去了总体性评论的自由。这在大道理上好像是说不通的，同一艺术门类的同行间不是也经常互相评论吗？但这种评论，与严格的、形而上的总体性评论有着质的差异。有不少杰出的艺术家一旦改行写论著、搞美学、作宏观评述之后，就很难同时在实践上出大作品了，便是这个道理。当然，在世界艺术上也有几个大师是例外，但这毕竟是罕见的。
问：总括您上述两层意思，是不是可以说，一个艺术理论家应该参加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尝试来加强自己的艺术感受，但对自己主要评论的门类却不宜轻易地从事？
答：大致是这个意思。既要强化自身的艺术人格，又不要因此而斫杀自己的评论权，若即若离。客观的人情物理使然，无可奈何。
问：看来，也只能如此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文化苦旅》上来吧。这些散文的最大特色，是把沉重的文化反思，借中国秀丽的山水吐出，您是有意这样做的吗？
答：也许反过来说更合适，是我实心实意地在游山玩水，又情不自禁地感悟到了它们各自的文化蕴涵。故意借山水去做文章，就太亏待这些山水了。我对自然始终有一种朝拜式的虔诚，不赞成为了某个意念把它们随手搓捏。《文化苦旅》中也有搓捏感的地方，那是我的败笔。我的基本路子是，让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着，然后把自己贴附上去，于是，我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们身上的文化蕴涵。我觉得中国漫长的历史使它的山水都成了修炼久远的精灵，在它们的怀抱中，文化反思变成了一种感性体验。
问：变成了感性体验的文化反思别具一种深刻性。
答：是的。荣格说，文化要求着许多社会命题变成人格结构。中国的文化人格史，主要散落在大量的典籍间，但更深刻地沉淀在古人的活动环境中，沉淀在今人身上。因此，一旦今人与古人的活动环境相遇合，反思意识就被自然地撞击出来了。这种撞击，就具有很大的感性体验性质。有了感性体验，就有了写散文的冲动和可能。
问：您是不是觉得，我们这几年的文化研究，太过于理性化了？
答：不。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理性活动，但是如果与感性体验结合起来，效能可能更普遍。我们周围的许多感性物象，都可以成为理性思考的依据和诱发点。文化是一个大课题，它没有理由排除大量可触可摸的切实现象，也没有理由排除逼近它们的多种途径。
问：这一来，就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游记。
答：这种文化游记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山水互相厮磨。“人气”不重的游记，罗列文化知识再多，也很难出色。个人与山水周旋，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与曾到过此地的先辈们周旋，从而产生人格比照。这样，山水便真正热闹起来了，文章也有了生气、变得大气。这是我的向往。
问：您的这些散文，在文句、意境上相当讲究，好像是受了杨朔散文的一些影响吧？
答：希望不是这样。对杨朔的散文，我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他老是用一虫一叶、一石一木来比喻一种人的品质，所比喻的品质又大同小异，几篇一读，知道了他的“嫁接”常规，兴趣就不大了。他的散文的长处，是在写景叙事处很有些意境，有词章色彩，只是又稍嫌雕琢。
问：那末，您喜欢哪些散文作家呢？
答：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叶圣陶、朱自清、巴金、沈从文、孙犁。漂流海外的作家中有梁家秋、余光中，还有一个在大陆不太知名的叫思果，我也挺喜欢。柏杨、龙应台机敏、爽利，对当代散文的新形态有一种重要的启示。在内容立意上，我可能更喜欢一些外国散文家，心态自由、学养深厚、气韵恢宏、裁夺奇崛，一种从人生格调中自然流泻出来的幽默和洒脱，扑面而来，连东方的泰戈尔和川端康成，也不例外。
问：您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想法呢？
答：取决于文化人格的演进。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课题，其他艺术门类也是如此，但又以散文为最。我重视散文“自然流泻”性质，而不赞成首先在形式结体上研讨过多。散文，是作者与读者在艰辛的人生长途上小憩时的悄声对话和共同思索。离开了当代民族性的人格变动而铺张出一个单独的繁荣，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过去出现过的“散文年”，不值得过多留恋，或许，中国散文的新起步，倒要以发现过去“散文年”的某些弊端为出发点。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我们前一辈散文作家的意思，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历史。
问：我想，只要是有历史感的作家，都是会有雅量的。
您看，我已经当场犯了一个大错误，自己写了散文而又评述了散文，很容易被人误解，也许有人会以我的评述来讥刺我自己的散文。这真是自设陷阱了。若要把今天谈话整理发表，千万想法给我留条活路。
（载1989年5月《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