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我们祖先的脚步声”，我很偶然地从俞大纲先生生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句漂亮的话，不禁怦然心动。这句话，是俞先生从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那儿听来的，时间是1974年9月，地点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担任翻译的是葛兰姆的学生、当时还只有二十余岁的年轻小伙子林怀民。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年逾八旬的葛兰姆老太太一身银袍，气度不凡，像一位圣洁的希腊祭司，林怀民则白衣玄裤，一副纯中国打扮，恭敬在站在边上。
我不知道当时台北文化界的朋友们，听到一个美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竟然以如此虔诚的口气来谈论祖先作何感想，但林怀民显然早就领悟了，他已在此前成立了一个现代舞蹈团叫云门舞集，“云门”是记载中黄帝时代的舞蹈，什么样子早已杳无线索，但这两个字实在是既缥缈又庄严，把我们先民达到过的艺术境界渲染到了极致。林怀民用了它，这两个字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宣言，从此，一群黑发黄肤的现代舞者祈祷般地抬起头来，在森远的云天中寻找祖先的脚步声了。他们是舞者，因此一听到脚步声就能揣摩出祖先的身姿，渐渐他们与祖先魂魄与共，有资格以中国人生命形象代表者的身份周游世界了。这个圈子兜得好大，今年秋天，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最密集的地方北京、上海，演出了云门的经典《薪传》。
《薪传》为一座海岛的现代居民挖掘出了一种远年的生命依据，它在台湾能引起的轰动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它为什么又能如此强烈地激动北京和上海，成为两地艺术界这一时期来一个不衰的中心话题呢？据我个人的现场感受，这一演出不可思议地让我获得了一种有关中国人的全新体验。往常我们在比较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时总会把目光投注到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想到傍海而居的希腊人如何在无数次升帆降帆、入海出海中铸就了一种开放人格，一种悲剧意识，一种把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进行对峙性思考的哲学观念，而这一切，恰恰正是以大平原为生息据点的中国人所缺少的。《薪传》以艺术方式对此提出了反证：我们的祖先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血管中也曾奔涌过突破空间、投向大海的冲动，当他们把这种冲动付诸实施的时候，悲哀立即上升到悲壮，无奈立即上升到伟大，而台湾，正是他们气吞四海的生命行为的一个停泊站。舞台上巨幅的风帆翻卷着巨幅的狂涛，祖先们彻心的呐喊伴和着声声祷告，民间老歌手脱齿的吟唱凄楚悲凉又模糊混沌……这一切，都使舞台下每一个未必是台湾籍的中国人深深震撼。震撼于祖先破釜沉舟般的生命选择、血泪斑斑的漂泊壮举，也震撼于自身心底常常被堙没的遗传和潜藏。谛听祖先最终也就是谛听自己，“我是谁？”这个玄秘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在全场中国人热烈的掌声中隐隐浮动。
云门在艺术上特别令人振奋的处所是大踏步跨过层层叠叠的古典风格的传统程式，用质朴、强烈的现代方式交付给祖先真切的形体和鲜活的灵支持。这是一次艺术上的“渡海”，彼岸就是贯通古今的最真实的“人”。云门拒绝对祖先的外层摹仿，相信只有舞者活生生的生命才能体验和复原祖先的生命。云门更不屑借祖先之口来述说现代观念，相信在艺术上搭建哪怕是最新锐的观念也是一种琐碎的作为。云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在古代话题下的生命释放，一种把祖先和我们浑成一体的舞台力度，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由激情，一种由台湾而通达一切中国人、又由一切中国人而通达人体内核的恢宏气象。这就使《薪传》这样的作品真正进入了国际领域。外国人固然也会为某种优美的中国传统艺术叫好，但与他们对云门的由衷欢呼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我认为，云门的道路为下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
如果说，就上海文化艺术界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云门的演出，那么就我个人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很多年了，我不断从港台朋友和外国艺术家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而他和他的舞员们又都读过我的散文，因此真可谓一见如故了。我们这次谈得很多，但我想最深的交往还是作品本身。感谢他如此堂皇地表达了我隐潜心底的艺术理想，使我能够再一次从身边烦嚣中腾身而出，跟着他去倾听祖先的脚步声。
瘦瘦的林怀民忧郁地坐在我的面前，巨大的国际声誉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一丝一毫得意的痕迹。他慢悠悠地谈着对人生、对艺术的苦涩而又强烈的感受，以悲天悯人的心态面对着人类和民族。据我所知，他和他的舞员们始终过着一种清苦的生活，而一到舞台上却充分呈现了东方人从精神到形体的强劲和富足。我真羡慕这样的艺术组合，现代表演艺术说到底是一个个心心相印的艺术群体与广大观众最坦诚的交流，艺术原则与生命原则融合成一体。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掌握着全体参与者，尔虞我诈、争名逐利、机谋暗算、故意起哄等等，与他们完全无缘。他们以自己的圣洁带来社会的圣洁，他们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反衬出世上不少其他也以艺术相榜标的势利者们的浅薄。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在舞台下的生态也许比舞台上的演出更其精彩，更其能说明艺术的本质。我想，我们的祖先最早踏入艺术的时候，大概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