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繁盛期，是整个中国戏剧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戏剧史上有数的几个黄金时代之一。
在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中，一部作品出现得或先或后，一个艺术家成就的或高或低，往往带有较多的偶然性，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却总是包含着严格的必然性。所谓黄金时代，不仅是指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涌现的绝对数量之大，而且还意味着这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整体水准之高，往往是前代不可与之比肩，后代也难于复现。这是一种宏大壮美的艺术现象，云蒸霞蔚，吞吐万汇，奇迹般地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惊人力量。这种艺术现象，无论是产生的原因，还是产生的方式和规模，都绝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可以特别喜欢哪几位元杂剧作家，而不喜欢甚至厌恶另外几位。我们可以特别醉心于元杂剧中的一、两个题材，而对某些题材侧目相待。但是，我们不能幼稚地设想，元杂剧艺术家中最好能留下几位，去掉几位。我们不应天真地奢望元杂剧的天地中多产生几个关汉卿和王实甫。我们也不应无端地遗憾和抱怨，元杂剧中竟然还有不少封建正统、神仙道化内容的作品。元杂剧
，本是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系统
，有着自身的逻辑结构，不能根据后人的好恶来增益或损减。后代的研究者，在表示自己的艺术取舍之前，应该首先考察组成元杂剧的各种作品、各种题材、各种精神倾向之间的互相联系
，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作者的互相联系，从而把这个艺术的黄金时代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构成体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上了解元杂剧作为一种重大美学形态的历史必然性
。然后，再进一步解析这一有机构成体内的纵横层次
，评判各自优劣。
在审美的目光之前，拔地涌现一派壮丽的群峦叠嶂，我们怎能首先测量这些山峰的各自高度，甚至立即进入地质学的分析呢？我们为什么不在整体上领略它们的气势，体味它们鬼斧神工般的天才组合呢？
在审美的目光之前，灿然展开了波涌浪卷的大海，我们怎么会不去惊叹它的浩大气象，而一下子落入海洋化学和海洋生物学的推导中去呢？
对戏剧艺术进行审美的把握，与社会学的把握和思想史的把握毕竟有着重大的区别。元杂剧中当然包括着不少可供社会学家和思想史家细细分析的内容，但是，它首先属于审美领域。并不是关汉卿他们借着杂剧的形式，在分头苦苦地研究着社会上的赋税问题、婚配问题、娼妓问题、司法问题，而另一些剧作家则没有选准课题。不，这是一种强加给古代艺术家的误解。他们乃是一个多侧面的感应群体，各自倾吐着自己的心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魂魄，在审美领域留下了交响乐般的丰美和声。
一个伟大的民族经过千百年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终于在十三世纪掌握了一种能够充分展现主客观关系的感性形式
，这就是元杂剧这个庞大的艺术系统之所以产生的美学根源。
十三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已越过了它灿烂的高峰。宋代虽然把封建的思想文化推到了空前精细的地步，但国计民生的江河日下，也发展到完全无力对付金元侵略者南下的程度。二帝被俘，朝廷南渡，抗金失败，奸佞掌权，西湖歌舞，负帝蹈海……这些事，组合在一起，不能不给人们带来深深的失望和惆怅。至高至尊的封建朝廷和封建理念，被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整个民族产生了由汉代以来最深的郁闷。南北朝时代的纷乱，安史之乱以后的黯淡，都不能与之相比。
杜甫描写离乱的苍凉笔触，刘禹锡咏史的深切诗句，都已不能充分地排解十三世纪中华民族的心理郁闷。辛弃疾、陆游的慷慨言词尚在耳侧，然而，“沙场秋点兵”的，已是蒙古铁骑，“但悲不见九州同”，已成为一种长久而苦涩的叹息。而那位紧蹙愁眉的女诗人的精雅吟唱，则更是显得太微弱了。
总之，过于严峻的客观生活，不仅仅向少数先进的斗士，而是向整个中华民族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向封建时代广大人士习惯了的理想、追求、观念、秩序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换言之，十三世纪，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主观目的性与客观现实的普遍分裂。以往种种足以流行、传世的艺术形态，都是反映当时当地主客观关系的感性形式，此时此地显然都已不足为用。在审美意义上说，它们已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们的情绪，已引不起时代性的共鸣。
就个人而论，可以用种种消极的方法来处理这种主、客观的矛盾。例如，有的知识分子决心不再为文，“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但是，整个民族不会如此，整个敏感的知识阶层不会如此。他们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整自己的主观目的性，使之足以与客观现实相抗衡。他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以更响亮的声讨，更完整的揭露，更深沉的讴歌，更直观的呈示，更系统的展现，才能与内心巨大的郁闷相应称，才能与外界浓重的黑暗相应称。这种新的平衡和协调，首先体现在审美关系上，所产生的感性形式就是元杂剧。
就这样，诗情勃郁的文人不再仅仅作个人情感的飘逸抒发，而是以自己艺术表现的才华点化出整块的生活实象，来大幅度地把握客观世界；舞台艺术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嬉戏娱乐为主旨的倾向，以自己新的度量变成人们进行主客观较量的中介物。众多的艺术家，无数的观众，声息与共；一批批的剧团，一批批的新作，现于一时。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在以美的方式集中喷涌吗？
整个元代杂剧，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十四世纪初年（更严格地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以后，为后期。我们所说的元杂剧的黄金时代，是指前期杂剧。统观这一时期的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
，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
第一主调，着重于揭示使民族、人民和个人陷入困顿的客观现实；第二主调，着重于重新确认和加固新的精神力量。当然，怒目逼视客观世界的恶势力时免不了也要出现讴歌的对象，笑颜称颂正面的精神力量时又难免要树立对立面，两者交相融汇，不可分割；然而侧重还是明显的。第一主调大多表现恶势力对善的侵凌，以悲剧和正剧为多；第二主调大多表现善对于恶势力的战胜，以喜剧为多。至此，长久闪烁在以往戏剧雏形中的悲剧美和喜剧美，才构成完整而成熟的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