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扛着摄像机正准备作全景式的扫描，便像触电似的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
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两位伙伴与他们作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
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多的是银行抢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保证他们不被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吃惊，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领悟了在拒绝背后那张严密的逻辑网络。
按照西方法律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但是，人们不乐意在隐私受到侵犯之后再谋求法律保护，而是希望提存往来的一切环节都能拒绝被侵犯的可能。正是这种希望，构成了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成为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各国客户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明白了，卢森堡银行为什么要如此严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户进入别人的摄像镜头。
好像做得有点过火，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微型摄影设备可以不被发觉，但他们从职员到总经理这种以双手阻拦摄像机的大幅度动作其实已经超越实际功能，变成一种表述现代金融逻辑的动作性宣言。
我觉得，这样的小事，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全局震动，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
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才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惟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沉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