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今天我要让大家举一下手，谁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同学们全都摇头）
山西来的同学也没有去过？
（同学们仍然摇头）
啊呀，那今天只能听我一个人讲了。云冈石窟是一种山川间的宏伟存在，只有去过才能谈论。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审美心理学的著作，其中讲到人世间的文化刺激强度：第一是视觉，即图像；第二是听觉，即音乐；第三才是抽象转换信号，即文本。只可惜，我们的文化研究常常颠倒了，习惯性地把文本放在第一。连一些散文家也试图用文字去描述绘画和音乐，真是笨。
人类的充分健全，表现在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的进一步释放，尤其是不借助转换信号的视觉功能和听觉功能的直接释放。学会凝视，学会聆听。在视觉功能上，我更主张抵达现场，去凝视那些大环境中的大图像。北大同学在人文学科上，首先要学会田野考察。
为了诱惑你们，我先说几句云冈石窟。在时间上，它也比较早。
云冈石窟，首先是气魄惊人。我去过多次，每一次都会重新震撼。它体量巨大，与山相依，让人感到佛教的顶天立地、俯视山河。其次是雕刻精美，一眼看去便知道是大师之作，却又密密层层地排列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延绵不绝的艺术力量。除此之外，你还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异样感：为什么齐山的石柱具有古希腊的风范？为什么很多佛像都是高鼻梁、深眼窝，一派西方的神貌？这种特殊的异样感，直通一种世界性目光，眼前的一切更觉伟大了。
云冈石窟带给我们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重要时代——北魏。
北魏王朝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族创立的。鲜卑族通过二三百年的努力，从原始的游牧部落变成一个强大政权，有效地控制了华夏文明的北部领土。但是，由于历代汉族史官和学者的偏见，对它缺少论述热忱，因此后人对其知之不多。幸好，还有云冈，还有大量碑刻、庙宇、雕塑，足以让我们大吃一惊。
鲜卑族的名称，与鲜卑山有关。鲜卑山其实就是大兴安岭，我们现在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嘎仙洞”的鲜卑石室，是这个民族隐潜、祭祀、出发的地方。连续的军事胜利，极有可能把自己习惯的生态强加给征服地，但他们作出了英明的抉择。那就是，以军事征服者的身份，恭恭敬敬地做汉文化的学生。
这是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大事件。鲜卑贵族如果不作这种选择，稚拙的鲜卑文化终将在暴力的裹卷下张扬一时又快速走向灭亡，同时也必然会给华夏文明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使之消亡。但是，鲜卑贵族恰恰使一切都走向了良性。鲜卑族在表面上收敛了自己，改变了自己，实际上提高了自己，扩充了自己；而汉文化，则因为有了游牧民族强劲生命力的加入，也顿时一改斯文衰朽之气，快速变得生气勃勃。
这中间，北魏的孝文帝功劳最大。在鲜卑族里他叫拓跋宏，只活了三十三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帝王。实际掌权后仅仅七八年，他便迈出了“汉化”的重要步伐。他要求鲜卑贵族不再说鲜卑语而说汉语，不再穿鲜卑服而穿汉服，而且力争与汉族通婚，又把首都从山西平城，也就是云冈石窟的所在地大同，迁到河南洛阳。
结果，北魏不仅在地理上逼近了隋唐时代的来临，而且在血缘上也融入了隋唐王室。他们，因谦恭而参与了伟大。
既然可以汲取汉文化，当然也可以汲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西域文化、中亚文化。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中又包含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产生的犍陀罗文化。这样一来，从北魏到隋唐，世界几大文明都融合在一起了。云冈石窟，就是这种融合的最早呈现。盛唐，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呈现。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学术课题：如果仅仅凭着孔子、老子和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能不能直接造就盛唐的辉煌？有不少学者认为能够，我却认为不能。诸子百家虽然很好，但缺少一种马背上的雄风，缺少“天苍苍，野茫茫”的空间气象，同时，又缺少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融。这一切，却由孝文帝和北魏王朝补足了。看似最没有文化底蕴的族群，完成了最宏伟的文化整合。
年轻的孝文帝死于公元五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不知道，由于他的整合之功，中华文明已经避免了一次几乎必然的灭亡。在遥远的西方，与中华文明一样伟大的罗马文明也遇到了“北方蛮族”的反复侵扰，终于在公元五世纪七十年代，西罗马帝国灭亡。由此，西方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西方文明才重露曙光。
经过前后左右的反复对比，我对孝文帝评价很高。这些年我一直被河南省黄帝故乡聘为“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我曾在演讲中设想，如果设立一个“黄帝大奖”颁发给历代为炎黄文明作出过最大贡献的五六个人，我主张让孝文帝入选。
高度评价孝文帝，也能使我们进一步荡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中华文化的伟大，是多元融会的结果，这中间，很多少数民族的杰出人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在这里与诸位达成共识：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玩耍民族主义，更不要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
在古代，文化融合，常常表现为“胡汉一家”，即“胡人汉化”“汉人胡化”。我想请你们今天回去后作一个准备，下次的课程一开始就要请大家举出历史上胡汉相融的点滴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