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的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
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也在践行这种理念。
余秋雨：
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为什么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学生们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在路上，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终于回来了。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王湘宁：
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
又过了一年多，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苍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再过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学生们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有一次，他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犬，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一听就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犬，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现在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幽默不起来了。他感到任务很重：一方面，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开创性的编年史。在思想内容上，他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重要的政治观念。
裘小玉：
这些，后来也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
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更有说服力。
一天，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孔子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苍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因此，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还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来说，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
司晨：
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
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为什么要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葬仪之隆重，可想而知。
尤其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仪式。大家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王安安：
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和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
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是纪念对象，而且成了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我所喜欢的北魏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部来过。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
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思想家孔子，他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七十三岁；另外一个是被偶像化了的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
王安安：
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
当然有积极作用。你看，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种现象，不管怎么说也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他作为一个“统一符号”，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表面上，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那些人考上科举后拿了孔子的学说去做官，那么无论在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变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
我们为这个“大孔子”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