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大创造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人几乎同时出现，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我为了把中华文化史放到世界视野之中，因此还希望大家在那个时代稍作停留。记得牧笛在课外闲聊时曾经提起过“轴心时代”，那还是由你开头吧。
王牧笛：
我确实作过一些准备，弄清了一些概念。“轴心时代”这个说法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八〇〇年至公元前二〇〇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王安安：
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些“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在“轴心时代”的先哲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指导。
余秋雨：
雅斯贝尔斯对于“轴心时代”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人类奠定精神基础，这件事，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不过有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心头。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有趣：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天辟地，而后代子孙只能追随他们，却没有能够超越？为什么人类最精彩的思想创造，集中完成在两千五百年前？对此，你们怎么看？
万小龙：
对于这种奇迹，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历史的偶然，我不相信历史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那里面。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接受一点偶然性也许意味着更客观的分析视角。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后人没有办法超越前辈的创造，一直在追寻先人的脚步？我觉得，原因跟先人创造的学问的性质本身有关。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哲学、艺术、宗教，而不是科学。科学的发现可以因为工具的进步而不断被超越、被改写，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扩充，展现了一部不断进步的科学史。而哲学、艺术、宗教却属于另一个范畴，和人类工具的进步、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后人未必能超越前辈。
王安安：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工艺和艺术之间的区别一样：艺术可以具有不可超越的、永不磨灭的魅力和力量，而工艺却绝无可能占领永恒的制高点。因为艺术是偶然性的、创造性的，而工艺是可传承的、不断进步的。我觉得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就可以类比为工艺和艺术的关系。
余秋雨：
你们两位的意见我可能不赞成。千万不要把“轴心时代”和以后时代的差别，看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科学虽然看起来成熟于近代和现代，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现代物理学的许多规则，与《周易》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暗合。
诸丛瑜：
我认为这种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这个天地当中去做事情。哲学、艺术、宗教，则没有可重复的试验可以检验其对错的，不像科学那样，今后更接近事实、更理性的理论，可以有力、彻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
我倾向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空间上遥不可及的几个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同时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摆脱蒙昧，驾驭尚未成熟的理性驱驰于广袤无边的思维宇宙。我怀念那个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迸发的时代，因为这种童年的生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知识确实可以不断积累，但是那种新鲜的生命力是很难被超越的，那种新奇喜悦的力量是很难再出现的。
余秋雨：
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
“轴心时代”的思考，是多种文明的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多年前我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
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
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
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直接外化，不能牵强附会。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因此，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中的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因为那是一种学术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