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内地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
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可能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幻想着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即使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厂里，也只是四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农民工”，那还有企盼今后“衣锦还乡”的意义；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孝子孝女，那还有准备今后奉养父母的意义。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这使他们流浪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蕴含，千万不要作低俗的解释。
问：
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湖北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答：
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和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请文科的同学注意，从文学艺术到现实生活，你们最好不要去设想一种单一而封闭的善。当然，也不要去设想一种单一而封闭的恶。善恶的常态，是互邻互衬、互渗互克。这又碰撞到了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
问：
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
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上海朋友对台北的“羡慕”，有礼貌的成分。其实上海没有你感觉到的那么糟糕，而台北也没有你罗列的那么优秀。至少，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院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上海。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小了，开拓就是面对陌生，包括自己生命深处的陌生。
问：
台湾也有孔庙，安静优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
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学术文化界的现象，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设计他。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与孔子几乎同时的佛祖释迦牟尼，哲思多么深奥，但世间庙堂出现的却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圣人塑造社会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你喜欢屈原，自可默默喜欢，不必嘲笑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众读不懂《离骚》。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问：
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内地也有人提出要逐渐恢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
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
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胡适之先生十分赞赏。
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内地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生只会写繁体字的毛**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