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说，美是对功利的删除。但是，删除功利难免痛苦，因此要寻求美的安慰。美的安慰总是收敛在形式中，让人一见就不再挣扎。《祭侄稿》的笔墨把颜真卿的哭声和喊声收敛成了形式，因此也就有能力消除我的哭声和喊声，消解在一千二百五十年之后。删除了，安慰了，收敛了，消解了，也还是美，那就是天下大美。
不知道外国美学家能不能明白，就是那一幅匆忙涂成、纷乱迷离的墨迹，即使不诵文句，也能成为后人的心理兴奋图谱和心理释放图谱，居然千年有效，并且仍可后续。
为此，我曾与一位欧洲艺术家辩论。他说：“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就是审美太俗，永远是大红大绿，镶金嵌银。”
我说：“错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几千年仅用黑色，勾划它的最高美学曲线。其他色彩，只是附庸。”
说到这里，我想不必再多谈颜真卿了。他的楷书，雄稳饱满、力扛九鼎，但有了《祭侄稿》，那些就都成了昆玉台阶、青铜基座。
顺便也要对不起柳公权了。本来他遒劲的楷书也可以说一说的，何况我小时候曾花两年时间临过他的《玄秘塔碑》。但是，后人常常出于好心把他与颜真卿拉在一起，提出“颜筋柳骨”的说法，这就把他比尴尬了。同是楷书，颜、柳基本属于相近风格，而柳又过于定型化、范式化，缺少人文温度，与颜摆在一起有点相形见绌。文化对比，素来残酷。
柳公权的行书，即便没有与颜真卿作对比，也不太行。例如他比较有名的行书《兰亭诗》就有字无篇，粗细失度，反觉草率。
说到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行书，我不能不多讲一个人，李邕，也就是古代书法家经常提起的“李北海”。按我的排序，唐代行书，颜真卿之下就是他，可踞第二。在年龄上，他可是颜、柳两人的前辈了，出生比颜真卿早三十年，比柳公权早了整整一百年。李邕的行书，刚劲而又和顺，欹侧而又沉稳，在我看来，是把魏晋时代的南北风格糅合了。魏碑的筋骨，遇到了晋代的舒丽，相遇后又在大唐的雄壮气氛中焕发出新姿。这一来，也让唐代的行书走出王羲之而自立了，这很重要。他的行书，不仅影响到他之后的唐代，还深深地影响了宋代，苏东坡、黄庭坚、赵孟都曾受其润泽。他的作品，以《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为代表。这两个帖子，我本人也经常玩索，颇感惬意。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