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形态的首要问题是：创造的唯一性原则
，遇到了创造的价值论原则
。
人在创造中点化自然、释放自然，最后也要把自己和创造一起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自然”。这第二个“自然”，就是与天相生、与民相亲
的客观创造物，可称之为“人化的自然”。
然而，既然艺术创造的成果是一种精神虚设，它又何以能与天相生、与民相亲呢？
这里就必须有一个让精神虚设变成精神成果的“被接受”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创造的说服力
。
创造的说服力是一个艰深的概念。为了说明它，我想引述一位现代画家的话。这位画家叫德西迪里厄斯·奥班恩，澳大利亚人，曾任联合国的视觉艺术委员会**。他在《艺术的涵义》一书中写道：
有个农民看到一位绅士的肖像，他仔细地端详后感叹道：“不管他是谁，这张画极像他！”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笑了。可是当我看到伦勃朗作的他的母亲的肖像时，我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也有同样的感觉，使我慢慢笑不起来了。这两种情况都是被艺术家的说服力深深打动的结果。除了现实的说服力以外，还有一种我所称为的创造的说服力，这和现实很少或没有关系。创造的说服力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外行引进创造的世界。
《艺术的涵义》
奥班恩还说，这种创造的说服力与真实的说服力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一位创造力勃发的出色画家来说，“当注视着人体或动物的形体时，客观的解剖知识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对创造力的障碍”。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乃是：“希腊雕塑的全盛期是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不像后期那样把解剖应用于客观性状，而是应用于实际感觉。”
创造的说服力与我们平日赖仗的教育的说服力、科学的说服力也很不相同。艺术创造靠一种神奇的虚设触及了人们的两重共性：一是所刻画的对象在人们中的共性，二是欣赏者内心的某种共性。这两种共性，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生态。因此，不管艺术家多么纯粹地孤立，他们都是经由自己的“单房”和小径，在探询人类生态。这种探询的成果不是逻辑结论而是直觉形式。
总之，艺术创造的说服力，是要把培根所说的“人”，通过艺术家个人而抵达人类生态；还要把培根所说的自然，通过原始自然而抵达自觉形式。而这一切，又必须在虚设中实现。
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相比产生了更大的不同。社会生活的极大繁荣和极大险恶，使一切创造目的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番争夺。陆机、刘勰描写过的怡然自得状态当然永远令人神往，但在进入这种状态和离开这种状态前后的艺术创造程序，必须承受艰难的现代选择。现代选择的结果未必只是现代，很可能是某些虚设形式的跨时空展现。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定义了。
那就是——
艺术，是一种把人类生态变成直觉审美形式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