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所寻求的善，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来说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对每种技术都有效的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技术所追求的东西吗？它在医术中就是健康，在战术中就是胜利，在营造术中就是房屋，在其他技术中是其他东西。但在每一种事业中，它就是目的，一切其余的都为了它而活动。既然在全部人类行为中都存在某种目的，那么这目的就是可实行的善。如若目的众多，那么这个善也就是它们的总和。尽管理由改变了，但论证所推出的结论却是一样的。对此还须作进一步探讨。
既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而其中有一些我们是为了其他目的而选择的，例如钱财、长笛，总而言之是工具，那么显然，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最后的目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倘若仅有一种东西是最后的，那么它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倘若有多个最后目的，那么其中最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我们说，为其自身而追求的东西，比为他物而追求的东西更加靠后。总而言之，只是那种永远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看起来，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
从幸福的自足性（autarkeia）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终极的善应当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自足并不是指一个人单独存在，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同时既有父母，也有妻子，并且和朋友们、同邦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在这里也应该有一个界限，如若伸延开来上到祖先，下及后代，朋友的朋友，那就没有个止境了。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加讨论。我们现在所主张的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困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它在一切善的事物中是最高的选择。我们不能把它与其他的善归为一类，因为如若这样，那么显然再少加一点善，它就会变得更加受欢迎，因为附加物会使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善，所以也就更受欢迎些。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
不过，把最高的善称为幸福，看来是同义语的重复，还应更着重地谈谈它到底是什么。如若考察人的功能，事情也许会更清楚些：一个长笛手，一个雕像家，总之那些具有某种功能和实践的人，他们的善或功效就存于他们所具有的功能中。类似地，人的善就存在于人的功能中，只要人有功能。
我们是否应当认为，木工和鞋匠都有某种功能和事务，而人却一无所有，并且是天生如此呢？或者我们难道不应当认为，正如眼睛、手、脚以及整个身体的各部分显然各自都有功能，人也应当具有某种功能，它在一切特殊功能之上吗？那么，这种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单纯的生命甚至为植物所享有。因此，要寻求人本己的功能，那就要把生命的生长功能、营养功能放在一边。下一个就是感觉的功能，但这是为牛、马和一切动物所共有的。再下来就是理性部分的活动（在这里，一部分是对理性或原理的服从，另一部分是具有理性或原理，即进行理智活动）
。理性部分有双重含义，我们应该就它作为现实能力来把握它，因为这是它的主要意义。人的功能就是理性的现实活动，至少不能离开理性。而且，我们承认一个人的功能与一个能人的功能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长笛手和长笛能手，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能手就是把出众的德性加于功能之上（长笛手的功能是吹奏长笛，长笛能手则是能把笛子吹奏得更加美好动听）
，如若情况实际如此，我们就可把人的功能看作某种生命形式，它是灵魂的现实功能，是合于理性原理的活动。而且，一个能手的功能就是很好地进行这些活动。每个人只有在他固有的德性上才能完成得最好。从以上前提可以推论，人的善就是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如若德性有多种，则须合于那最美好、最完满的德性。而且在一生中都须合于德性，正如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一个白昼的、一天的和短时间的德性，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eudaimonia）和至福（makar）。
在这里，我们对善作一个概观，首先勾画一个略图，以后再向里面添加细节。如若略图画得很好，那么任何人都可添加细节把它完成。在这里时间是一个杰出的发现者和开拓者，技术的进步就是这样为后继之人所完成的。每个人都可以补充其不足。且记住以前所说过的话，无须在全部研究中都要求同样的精确，要看那门科学的主题是什么，要看它固有的程序和方法。例如一个木匠和一个几何学家都在研究直角，在木匠这里，只要他工作上够用就可以了，但在关心真理的几何学家那里，则要研究直角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要避免不分层次，使次要的东西盖过主要的东西。
同时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事物中都同样找出一个原因来，对某些事物，只要很好地说明它们是怎么一回事也就足够了。例如，关于最初原理或本原，只要指出它们也就足够了。最初原理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归纳法来研究，有的从感觉来研究，有的从风尚来研究，还有其他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研究。所以，我们必须按照每一最初原理的本性来研究，并且最精确地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对下一步有重大的影响。一个好的开端可以影响研究的许多方面。
还要从不同的意见研究善是什么。最古老、最流行的看法是：灵魂的善就是灵魂的现实活动。这个观点与幸福即是生活良好、行为高尚，和幸福即是德性等主张相一致。幸福即是灵魂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品质的现实活动是必然要行动，而且是高尚的行动。幸福生活本身即是令人快乐的。幸福须以外在的善为补充。
我们不仅要用从已有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还要从有关的各种不同的说法来进行研究。如果某种说法是真理，那么全部事物都会符合它，但如果它不是真理，那么它很快就会被发现与事实不符。
善的事物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称为外在的善，另两部分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我们说，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我们把这种善看作是灵魂的实践和活动，这是个早已存在的、古老而高尚的主张，现在的哲学家们也没有不同的意见。这种主张也正确地说明了生活的目的就是实践和现实活动。因为，生活的目的隶属于灵魂的善，而不是外在的善。幸福就是生活良好、行为高尚的观点和这一原理完全符合，它所说的不过是善的生活、善的行为罢了。
看起来，我们所要寻求的幸福的各种特质，全都包括在我们关于善的说明中了。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德性，有些人说幸福就是明智，另一些人则把智慧当作幸福。还有些人说幸福是这几种特质或其中的一种和快乐的结合，至少把快乐当作不可缺少的因素。此外，还有人把外在的好运气也加进来。这一些说法，有的是源远流长、人数众多的，有的虽然出自少数，但这个少数都是些杰出的人物。不过，没有一种主张是毫无理由的，它们或者在某一点上站得住脚，或者大部分能得到认可。
我们的看法和那种主张幸福即是德性或某种德性的看法相一致，因为“幸福即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包含了德性。然而，是在占有或展示德性中，即根据品质来把握最高善，还是在表现品质（heksis）的现实活动中来把握最高善，此中却大有区别。因为，一个人可以具有善的品质而没有产生善的结果，例如一个睡着了的人，或一个因其他某种原因而功能停止活动的人。而品质的现实活动却不能这样，它必然要行动，而且是美好的行动。正如在奥林匹亚大赛上，桂冠并不授予貌美的人、健壮的人，而是授予参加竞技的人（胜利者就在他们之中）
一样，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桂冠和好的东西。
这样的生活自身就是令人快乐的。一个人想要快乐总要对某事物爱好。马使爱马的人快乐，戏剧使观剧的人快乐。同样，公正使爱公正的人快乐。总的说来，合于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快乐。许多令人快乐的事物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它们不是在本性上令人快乐的。而本性上令人快乐的事物，只使爱美好事物的人快乐，因而它们是永远合于德性的行为。所以，这些事物也使爱美好的人快乐。爱美好的人的生活并不把快乐当作附加物，像件装饰品那样，这种生活在其自身中就具有快乐。不崇尚美好行为的人，不能称为善良的；不喜欢公正行为的人，不能称为公正的；不进行慷慨活动的人，不能称为慷慨的；其他方面亦复如是。这样说来，合于德性的行为，就是自身令人快乐的。当然，它们也是善良和美好的，而且是最高程度的。如若一个善良的人，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对于这些东西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就能成为一个最高尚、最善良的人。同时，最高尚、最善良、最令人快乐的东西，也就是幸福。三者是不可分的，正如德罗斯铭文所说：
最公正的最为美好，
适意莫过健康常在，
让快乐永远充满胸怀。
最好的现实生活拥有这一切，我们把这些活动，或其中最好的一个活动，称为幸福。
看起来幸福也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正如我们所说；因为赤手空拳不可能，或者难以做好事情。有许多事情需要使用手段，通过朋友、财富以及政治势力，才做得成功。其中有一些，如果缺少了就会损害人的尊荣，如高贵的出身、众多的子孙、英俊的相貌，等等。把一个丑陋、孤苦、出身微贱的人称作是幸福的，那就与我们的幸福观绝不相合了。尤其不能把那种子女及亲友都极其卑劣的人，或者虽有好的亲友却已经死去了的人称为是幸福的。从以上可知，幸福是需要外在的幸运为其补充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幸福和幸运相等同（有一些人则把幸福和德性相等同）。
幸福是学习而来，还是众神所赐？但无论如何幸福是最神圣的东西之一，是至福说什么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是出于机遇，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再回到幸福的定义：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政治要以最高的善为目的。幸福需要完满的德性，但难以终其一生。
在这里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幸福是学到的、获得的、以某种办法培养出来的，还是某种神的恩赐或机遇的礼物呢？如若神真给人送过什么礼物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说，幸福就是神之所赐了。在人所有的东西中，它是最好的。不过这是属于另一个范围的问题。显而易见，即或幸福不是神的赠礼，而是通过德性、通过学习和培养而得到的，它也是最神圣的东西之一。因为对德性的奖赏和至善的目的，人所共知，乃是神圣的东西，是至福。它可以为人所共有，寓于一切通过学习、而未丧失接近德性的欲望的人们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通过努力获得幸福，比通过机遇更好。这就表明努力是幸福获得的方式，因为凡是合于自然的东西，都倾向于采用最好的形式。人工的东西也是一样。一切原因，特别是那些合于最高善的原因，都莫不如此。说什么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是出于机遇，这是令人万难接受的。
从对于幸福的定义出发，也许有助于对问题的回答。我们说，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一切其他东西或是它的必然附属品，或是为它的本性所需的有用的手段。这个说法与我们在本书开头所说的一致，我们曾说政治的目的是最高的善，但它更多地着重于使公民形成一种品格，即变得善良，能够实行高尚的行为。所以，不论是牛、是马，以及其他动物，我们都不能称之为是幸福的。因为，它们都没有分享这种现实活动。出于同样理由，也不能说孩子是幸福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合于德性的行为。对于他们，只能说有希望得到幸福。如我们所说的，幸福需要完满的德性，并须终其一生。在一生之中，变化多端，随机投缘，一些人时运亨通，到老来却陷于悲惨的境地，正如史诗中普利亚莫斯的故事那样。谁也不会把这样的遭遇和结果叫作幸福。
如若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终其一生的现实活动，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人还活着，就不能称为是幸福的呢？这显然是荒唐的。不但活着的人命运多变、荣辱交替，就是死者身后也要受后代的影响。又，机遇本身并无善恶，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原因。幸福的人以恰当的方式对待机遇，对它良好地利用，做出最好的事来，故而噩运永不降临。话虽如此，然而，如若幸福就是目的，是彻底完全的，那么一个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是模糊不清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只要还活着，就不能说是幸福呢？梭伦要人们“盖棺定论”，如若作这样理解，那么人岂不只有在死后才幸福吗？这样的看法当然完全荒唐，特别对主张幸福是某种现实活动的我们来说。我们不同意死后幸福的说法，并且梭伦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一个人在身死以后能摆脱邪恶与灾难，而享其至福。但就是这样理解，也是可争议的。活人可能对好事和恶事无感觉，死者则可能会碰到好事和恶事。例如，儿孙们享受荣华或遭受侮辱，总之后代的兴旺发达或凋零败落。但在这里仍是疑难重重，尽管一个人一生直到老死都享其至福，但他的后代仍可能会变化无常。他们之中，有的过着自所应得的良好生活，有的却完全相反。而且，用不着说，这些后代和祖先之间的距离是各不相同的。如若后代的生活变化无常，那么死者就要此时变得幸福，彼时变得倒霉，这是荒唐的。但是假设祖先完全不受后代的影响，甚至连有限时间的影响也没有，这也说不通。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以前的难点，从那里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线索。如若“盖棺定论”，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享受着至福的时候，我们不说他是百福并臻，而是在这一切都过去时才这样说。而在一个人幸福的时候，不去说出这一真情，岂不是荒唐之极吗？人们所以不愿承认活着的人幸福，在于命运多变，而在他们看来，幸福应是牢固不变的，不像机遇那样，围绕着人们往复旋转。一个人如若为命运所摆布，他显然要一会儿倒霉，一会儿幸福。所以，我们经常把幸福比作空中楼阁，腐朽了的木雕。但是，只听命运的摆布是不对的，在机遇里没有善和恶，机遇仅是生活的伴随物。正如我们所说，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原因，相反的活动则导致相反的结果。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在人们的各种活动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相比拟。这些现实活动甚至比分门别类的科学认识似乎都更为牢固些。在这些活动中，那享受着至福的活动最为持久，也是最为荣耀和巩固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令人难以忘记。
所以，像这样生活的幸福当然是持久而巩固的。因为幸福的人将永远地，至少比其他人更多地合于德性而行动，而静观。他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待机遇。他是“真正的善良”，“刚正不阿”。
然而，机遇也是多种多样、大小不一的。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机遇，不论是好还是坏，都造不成生活中的多大变化。而那些巨大而多发的机遇，如果是好的，就能使人得到至福（机遇的本性就是锦上添花，但对机遇的利用必须恰当、熟练），如果是坏的，就要带来灾难，破坏幸福，降临痛苦，妨碍许许多多的现实活动。不过，尽管在噩运中，高尚仍放射出光辉，因为，人们所以能够心平气和地承受那么多发而巨大的坏机遇，并不是由于感觉迟钝，而是由于他们的宽宏和心胸博大。
如若像我们所说那样，现实活动在生活中是主导的，那么享至福的人就永远不会倒霉，因为他们从不做出卑鄙下流的事情。作为真正善良和明智的人，他们对一切机遇都会很好地利用。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永远做得尽可能地好。例如，一位好将军要使用他所掌握的部队进行最好的战斗，一个好鞋匠要利用他所预备的材料做出最好的鞋来，其他所有的行业也都是这样。事情果然如此，一个幸福的人就不会倒霉了。当然，如若他真的碰到了普利亚莫斯的命运，就不能说是一个至福之人。这样的人是不易动摇，难以变化的。因此，他不轻易地离开幸福。除非重大多发的坏机遇，偶然的坏机遇是不会使他失去幸福的。然而，幸福一旦失去，就不能短时间再把它找回，除非在一整个漫长时间里，获得巨大和高尚的成就。
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的吗？或者还必须加上，他并不是短时间如此，而是注定终生如此，直到末日的来到？因为我们主张幸福是目的，是彻底完全的，但一个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是难于说清的。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活着的人中，把那些已具备和注定将继续具备我们所说的善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他们就是至福之人。
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