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爱因斯坦
首先让我对你们邀请我参加你们这次会议的盛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要是健康允许，我是应当乐意接受这次邀请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就只好远隔重洋从家里给你们写这样一封简短的贺信。这样做时，我并不幻想我有什么竟然会扩大你们的见识或者增加你们的理解的话要说。可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内外都那么严重不安的时代，它的特征就是缺乏明确的目标，因此，仅仅表白一下我们的信念会是有益的，尽管这些信念也像一切价值判断一样，都是不能由逻辑演绎来证明的。
马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追求真理——或者比较谨慎地说，我们通过构造性的逻辑思维去理解可认识的宇宙的那种努力——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独立目标？或者说，追求真理是不是应该服从某些别的目标，比如服从一些“实用上的”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根据逻辑来作出决定。可是，不管我们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只要它是出自深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它就会对我们思想上和道义上的判断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就让我来表白一下：我认为，为求得更深广的见识和理解而斗争，是这样一些独立目标之一，要是没有这些目标，一个有思想的人对待生活就不会有积极自觉的态度。
我们为求得更深广的理解所作的努力，其本质就在于：人一方面企图包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而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简单和经济。鉴于我们的科学知识处于原始状态，相信这两个目标能够并列存在，那只是一个属于信仰的问题。但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我就不能对知识的独立价值有如此强烈和坚定的信念。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对他们的整个人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除了科学工作者从积累的经验和逻辑的规律所获得的知识以外，在理论上就不存在任何可以把自己的决定和论述宣布为“真理”的权威。这就导致了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他尽他的一切力量去研究客观的事物，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却由此而发展成为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至少在原则上，这种个人主义除了相信他自己的判断以外，什么也不相信。因此十分有可能来作出这样的断言：智力活动的个人主义同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形影不离。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里所讲的这样的科学家，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就像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是，照我看来，要是这样的科学家在很多世纪中实际上都不曾存在过，那么，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种科学，就既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保持其蓬勃的生气。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过使用那些直接或间接地看来像“科学的”工具和方法的人，都能算是我心目中的科学家。在我讲到科学家时，我只是指那些科学精神状态真正是生气勃勃的人。
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对当前社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显然，使他感到相当自豪的是，科学家的工作，由于实质上淘汰了手工劳动，已经帮助人类彻底改变了经济生活。但另一方面，科学家又感到苦恼，那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落到那些盲目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手里，使他的科学劳动成果竟成为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他又意识到，因他的工作而成为可能的那些技术方法，已经使经济权力，从而也使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终于完全支配了那些日益显得涣散的群众的生活。更严重的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手里，不仅使科学家经济上依附于人，而且也从精神上威胁着他的独立；对科学家在理智上和心理上施加影响的种种狡诈伎俩，会阻碍真正独立人格的发展。
因此，正如我们能够目睹耳闻的，科学家遭到一种真正是悲惨的命运。在他真心诚意地企图达到思想明晰和内心独立时，通过他的纯然是超乎常人的努力，结果却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挥舞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噤若寒蝉。当他是一名士兵时，他就要被迫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消灭别人的生命，尽管他确信这种牺牲是荒谬愚蠢的。他十分明白：普遍的毁灭不可避免，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导致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到国家政权手里。他也认识到，只有创立一个以法律为根据的超国家制度来消灭兽性的暴力手段，人类才能得救。可是科学家却已倒退到这样程度，他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
难道科学家真的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吗？难道他真的必须容忍和遭受所有这些侮辱吗？科学家通过他的内心自由，通过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且丰富他们生活的时代，难道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当他把他的工作放在一个过于理智的基础上时，他岂不是忘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和尊严吗？我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
如果今天的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处境和所面临的任务，并且由此相应地行动起来，那么，要求公正地并且妥善地解决目前危险的国际局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