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手记·
从心理上讲，人类和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群种，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在，人能够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对既往的生命历程、生存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生存加以事先规划、预测，使自己或群体的行动不仅有利于当下的生存，而且还有利于更长远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如此，人类的这种自我意识更深刻地体现在，人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还有一种更高程度的对生命本身、对人的在世生存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以下面几个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的生命到底具有什么价值？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每天都忙忙碌碌、东奔西走，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一切的行为除了满足最本能的身体欲望、实现个人性的荣耀感之外，是不是还应有其他更高的功能？一句话，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命存在，其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然，对我们这些占世界上大多数的芸芸众生来说，很少能抽出专门的时间，对这一问题作专门的思考，这一点我们的确不同于哲人。哲人，或者说哲学家，不仅要有专门的研究，还可能会构造出一套逻辑严谨、思路缜密、构思宏大的哲学，来回答人生的意义问题。我们这些每天忙于基本生存的普通人——哲学家们眼中所谓的“大众”，哪有闲功夫做这些杞人之思？每天乱七八糟的各种杂事就已经够让我们头疼的了。可是，你真的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吗？真的不必想这些问题吗？
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忙乱了一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把外面的觥筹交错终于抛在身后，终于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会儿了，这时你的心里忽然有了这样的念头：我这一切的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
或者，你正风光无限，身边迷人的红男绿女围绕，而你忽然一阵厌倦，很想将这些诱人的灯红酒绿关在门外，安安静静地享受儿女绕膝、夫妻对坐的温馨，然后你忽然觉得一切繁华其实都毫无意义，并不真正属于你，接着你追问：“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你殚精竭虑，苦苦奋斗了很久，可是终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在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你也许会想：我如此努力，还是没有结果，那么我所做的这些，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进而你会更进一步地问：我的生存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许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你闲坐园中，泡一杯清茶，脚下是满地落叶，头上青天有白云静静流过，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所有那些过去的日子，快乐的或忧伤的，紧张的和悠闲的，浪漫的与乏味的，惊险刺激的与平淡无奇的，所有的日子在这一刻都像身上金黄的阳光一般，照亮了你。也许你很满足，然后想：其实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能有这么一个午后，这么悠然地品茶，在灿烂的阳光下，静静地回忆旧日的好时光。你很满足，满足中略带着忧伤。
所有这样的时刻，所有诸如此类这样的追问，其实都触及到了我们这儿所谈的问题：意义——生存的意义问题。只要我们是在世生存着的人，只要我们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文明人，我们的生命中就必然会涉及到意义问题，必然会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发出我们自己的追问，尽管这种追问的具体形式很不相同。有关生命的意义追问，是每个在世生存着的必死之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人，他越是具有明确的意义观念，他的在世行为越是具有明确的意义追求，他就越远离动物性。
我们每个生存着的必死之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忧患面前坚持下来，那么多的人世悲苦我们能够咬牙挺住，无尽的人世沧桑变换我们能够安之若素，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始终都有我们关于人生的意义设定。正是我们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这种设定，在困境中支撑我们，在疲倦的时候鼓励我们，在绝望之时安慰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一步步地坚持到我们应该停止的那一刻。没有一个生存着的理性的在世之人，可以不依靠意义的支撑而能够走完其生命的自然历程；没有一个生活着的必死之人，能够免于意义的荫庇而逃脱掉疯狂的追逐，或躲开那痛彻的荒谬感。
所谓意义，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归宿，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理性、有教养的文明人，用来给自己的在世行为提供合理性的最终的理由。因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反思能力的人，支配他行为的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而是他据以选择、比较、权衡、评判的理性。理性给所有的这些选择、比较、权衡、评判提供理由，而意义实际上是理由的理由，给人的所有行为提供终极的依据。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失去了这个终极的依据，精神的混乱就难以避免，因为这使他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作为依据，他就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值得。而当人对自己的行为无法做出这种判断和评估的时候，无论是他置身的世界，还是他自己的行为，甚至他本人的生存，对他来说都将变得不可理解。这时候，精神的痛苦，甚至混乱就无法避免。由此可见，作为行动着的理性的人，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最终的理由——意义——是多么重要，“只要能说一次：‘这是明白的！’那一切就会得救了。”（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因而，一个人，他活在世上，只有当他具有明确的生存意义的时候，他的生存才能够安适恬然，精神上才能够完满自足；对他来说，他所置身的世界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释的；他的行为、周围其他人的行为才是方向清晰、目的明确的，才是可以预期的。对这种具有明确意义的人来说，世界即便不是透明的，至少也是井然有序的。这样看来，有没有明确的生存意义，对人来说的确重要。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意义实际上是多元的，不同的文明形态下生存的人们，他们对个体人的生存意义的认定是不同的，相差很大。
例如，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东方文明中，特别注重的是在道德的完善中获得生存的意义支撑，因而《左传》中有所谓“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中，作为道德完善目标的“立德”居首，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对道德完善的重视，中国历史上那些最能够激励着后人的历史名句，诸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都是在表达一种道德完善的理想。当然，这种道德完善，其实还是在儒家设定的家国秩序之下的完善。
不过，对我们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佛教思想，其价值设定则完全不同。在佛教看来，人的现实生存充满着各种痛苦，而人的痛苦之源则是来自于人的欲望，只要人的心灵中还有各种欲望，只要人的在世生存中还有源自于欲望的各种“妄念”，那么，痛苦与忧患就不可避免。所以，佛教给人指出的一条摆脱痛苦的救赎之路就是弃世修行，用今生今世的苦行苦修来换取以后永生永世的极乐。所以，佛家的人生意义，其实全是寄托于对来世极乐世界的追求上，所谓今生今世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附着在极乐的来生来世的。
而基督教思想又与这些观念大不一样。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生存意义在于对上帝的敬拜之中。但是，不要误会，敬拜上帝并没有导致对人本身的否定，而是相反，对上帝的崇拜，使人的尊严反而得到强调。因为，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以偶像崇拜的形式表现的，而是以对人现世生存的一些行为的规范体现出来的，比如它要求人与人间的博爱，人不仅要爱亲人、朋友，还要爱一切人，甚至自己的仇人，提倡一种完全的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这种完全的爱不仅博大，而且深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上帝的爱，是以对人间的爱、对具体人的爱体现出来的。而且，基督教提倡对正义的追求和献身精神，“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张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新约》）
现代以来，除了人类历史上几种传统的意义体系外，又有了一些新的意义价值体系。所以，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各不相同，具有不同价值理念的人，他们对生存意义的认定差别更大。因而，除了生来就生活在某种意义价值体系的人，现代社会的人大多数都面临着一个价值体系或说信仰的选择问题。这种选择的自由，固然是现代人比古人优越的地方，它是人类经过了无数世代的努力、以数不尽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但同时又使人类面临着一种在多种意义体系之间选择的困惑，“从生命本身的性质来理解，它所知道的只有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直截了当地说，这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让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抉择。”（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的意义只能我们自己解决，只能靠我们的理性自己选择。
那么，什么样的意义，值得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的辛勤、所有的努力托付给它，而足以保证我们今生过得踏实安然？什么样的意义，使我们将我们生命的欢乐、苦痛交给它而不后悔？什么样的意义，能够给我们的灵魂一个安居乐业的场所，而免于精神的凄风苦雨？
对此，每个人都要凭着自己的理性来选择，但不管最后选择哪一个意义或意义体系作为灵魂的安身之所，有一点是所有的选择都应该坚持的共同的底线，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理性精神；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对人，尤其是个体的人的尊重；同时，还应该牢记的是，人也好，理性也好，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因而，坚持理性，尊重人，但又要防止对理性的盲目崇拜，要警惕对人或任何人造物的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