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伊肯
就较切近之点而言，新生活向自然展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此，人不再仅以一点跟其他不同的点并存，也不是向其他客观点显示自我，排挤它们。在此已产生由整体形成，跟现实一致的生活。这种生活会产生真善美，会并辟新的国度，产生整体秩序的新柱石。获得这些重要事物，会带来其他主观的安乐、无可匹比的幸福。人生在此不会陷于“克服外在”与“保护自己”的对立中。对自己的作为与对世界的作为在此得到统一，可能孕生出超越分裂的生活。
从这一切看来，我们的生活内容与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它不致流于无意义，它本身有崇高的目的；而且为这目的会使我们所有的力量发动起来。在这起动中，我们并非只为自己服务。我们的努力与行为有超过自身状况的价值。宇宙的生活在各个位置里成为自己的体验，而在其中萌生自己的创造源泉。在这位置里，整体的运动需要我们的行动。没有我们的行为，运动就不能前进。由此，人生常受义务思想左右，变得非常严肃，同时获得无可匹比的伟大性，一切空虚与无常遂退到我们背后。这种生活不仅使我们超越自然过程，也使我们确确实实地远远超过寒伧、平庸、表面的动机。我们成了参与无限性的人，而且站在我们自己之上，虽居于分裂的作为与焚身的努力中，但那高层次的秩序仍然给我们不可动摇的内在性与沉静的喜悦。同时，生活的尺度也慢慢改变。生活的伟大性已非存在于对外的成就，而是给根源的深邃性注入活力。人生的命运不管多么不同，对我们共同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外在方面不足取的东西可以跟内在的伟大合一，因此任何人都不许轻视自己及其人生。我们都能够以精神界的市民、精神生活的源泉扩大精神之国。因为我们都是有国王血统的人。
这时，以整体而言，人类生活已显示经过种种阶段往前发展的运动。它超越自然性的自我保存与纷杂多样的生存，向精神世界的展开迈进。然而，在这重要的转换中，文化工作和宗教的区别却在新世界的内部产生，由此而萌发出生活的三阶段。这三阶段各有不同的瑰宝，做出不同的要求，产生出不同图像。生活提高了超越自然性与社会性自我保存的外在必然与利益性，筑起世界的精神创造，展开真、善与正义；进而超越这精神创造，以超脱世界的内在性和克服世界的爱之国作为终极点，来覆盖生活的穹隆。要使整个生活获得成功，这不同的阶段必须不断保持联系，交互作用地互相弥补。低者向较高者倾力趋进，较高者回顾低者，而且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认识其界限。这样互相合作，生活才能赢得无休无止的内在运动和充实的丰盈。
因此，在人类的领域里，超脱自然的生活才是其后所有运动的前提，从而出现可称为根本的精神性，这是首要的事实。可是，如果我们违反一般的见解，如此提高精神生活的概念，就必须知道这种发展在人类范围里所遭遇的障碍将使之更艰难。次要的事实是，精神生活遇到最顽强的抵抗时，我们会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斗中。如前所述，这是遵从三个主要方向思考的。承认精神生活是一切现实的核心，会使人产生一种期待，期望把自然完全融化于精神运动。可是，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这时候被视为低层次的往往会守护自己，坚决反对上升。其次，为了邂逅精神生活的完成形态，我们会期望全神贯注在精神生活上。其实，精神生活对我们来说显然尚未完成。人要超脱原初的黑暗状态，必须付出无比的辛劳。这种努力使人走上各种相距甚远的道路，陷入激烈的竞争中。在这竞争里，精神生活动辄为人类的见解所左右，仿佛陷入一切怀疑中。可是，最困难的纠纷是从精神生活遭遇到外界，也遭遇到人类内心的反抗中产生的。在此展现的精神力常常为低级的目的所利用，反抗甚至无所不在。人类本质的内在分裂也出现了。障碍所以会臻于最大又最强烈，主要是因为人类仍然自负责任，不断靠罪的意识加强苦恼的强烈性。
可是，不管我们把反抗看得多么强大，我们只要把它限定在特殊的层面，就不仅可以反抗，也可以加以克服。在人类的领域里，自然显然可以提高到精神性。进而，在个别的生活领域中，或在整体的世界史运动中，形成精神生活所展开的极富成效的作为都显现了。最后，我们在宗教里看到了超脱纠葛领域的事物，看到了以神为基础的生活展现。于是，在战斗的精神中加进了超脱的精神性。这种超脱确已显示人生的战斗并非虚空，但它决非意味着纯粹的胜利，也未漂亮地解决问题。因此，运动并未获得太多的东西；敌对者仍保有太多的现实性。当然，这不会把我们交给怀疑，因为“出现新生活”此一基本事实不会被任何怀疑所撼动。只要用反抗的眼光仔细观察，就可印证此一基本事实。所以，即使说怀疑已获胜，也只是指出我们并未稳稳站在基本的体验上。我们生活状况的纠纷只压倒了那些无法使根源性生活与这类纠纷相对抗的人，所以怀疑的优势也就是内在薄弱的证据。其实，这种生活状况强迫我们对环绕人类的整体世界下一个判断。这整体还不完全，会有许多对立依存于较广阔的关系中，因此还不能说是现实的整体，也不能在自我中有其完结面。这是为拥有一个意义须有的较深之根据与较广阔之关联的特殊存在。因此，我们的行动不能在这充满矛盾的世界中寻求最后的目的，必须在一切的战斗中毫不迷惘地不断指向独立、优越的精神性世界。要兴筑精神之国，必须怀着一种在终极点上决不陷于徒劳的坚定信念，努力向精神性的世界推进。我们的世界虽未完成，也不致使我们畏缩不前。我们认为这世界是更大关联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看到开始，而非看到终结。我们的人生与其说是外在的克服，不如说是内在的前进；与其说是目的的完全达成，不如说是力的觉醒与集中，而且处于不能明显看穿的关联中，虽然如此，我们的人生依然未失去意义与价值。这也是路德的信念。路德说：“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发生，但已在进行与飞跃的途中。不是最后，而是途中。一切都已燃烧，还未辉耀，但一切都已洁净。”
到这地步，必然面临不死的问题。不仅低层次的生命对此欲求无止境的增加，就是精神生活难以拒绝的要求也强迫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近代显然很难肯定这个问题。世界在空间与时间中无限扩大，所以这问题已安置在与地球仍居宇宙中心、整个世界过程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照明下；而且，一切精神活动依存于物理条件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有精神生活才算是人，那么，精神启动在许多方面都很微弱这个事实，将使我们大为惊讶。即使精神生活因教育与职业而拥有相当的力量，在生活过程中也常常进入近乎完全的睡眠状态。而且，所有的精神启动却会在荒废的俗物根性与职工气质中消灭。身体虽还活着，心魂看来却已死灭。对这些已经死去的心灵而言，“现存在”（dasein）的彼岸是否有生活，似乎还有什么意义吧？最后，精神生活所扩大的概念使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现存在”形式的狭隘与束缚。我们不能像往昔的想法那样，认为“现存在”的此一特殊形式狭隘而偶然；永远随波逐流是无限的幸福。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完全的消灭比这种顽固的确定要好。
然而，在近代，对肯定已露出许多难色，即使那些承认我们所描述的生活图像的人也无法巧妙加以否定，因为生活从其精神内容来说，不只对个人，就是对整个人类也都还没有完成，只是一段路程的开始而已，目前几乎没有希望使眼前的世界变为理性之国，毋宁说一切进步徒然增加混乱而已，若果如此，这种状况下的终结就不得不使一切走向精神性的运动变得无意义。如果精神生活的发展不能以若干方式超脱这束缚，也无法以一些方式使个体脱离这束缚，一切辛劳将是白费。因而，如果有对永恒持续的要求产生，这种持续势将波及我们之中所存在的精神核心。而且，如果人生的过程未在自我活动中使其素质显现，就难免会怀疑：它是否会永久主张自我？其能力难道不会用在不同的方向吗？
对未来比左思右想更重要的是，目前在我们之下已经超越时间的生活可以成立，人能参加永远而无限的秩序，而且——这是重心所在——不仅能借个别的活动，如思考能力，也能以精神力、世界概括性的本质，以整个存有参与这永远而无限的秩序。这时，可证明、可展开的超时间事物就不会在时间之流中消逝。我们不等待永恒。我们站在永恒之中。歌德这样说的时候，他也有此意图：
于是，我们的第二祖国是什么
这个大问题也获得解决。
在地上的日子里，不朽
向我们保证永恒的存在。
要这问题成为我们生活的前提，仍然太黑暗。只有独断的否定必须排斥。那黑暗也有优点，它把我们的努力和值得我们充分劳动的此世生活联结在一起，同时让我们舍弃那期望行为可获报偿的卑鄙之念。这是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以告白形式叙述的。深入这问题并加以阐明后，康德总结说：“因而，在此亦可称为真理的就是——使我们存在的难以穷究的智慧，不管在我们能够了解的范围内，或不能了解之点上，都同样值得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