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手记·
遥远遥远年代里的某一天，原始人捕杀了足够的猎物，饱餐了一顿。也许是熊熊燃烧着的火的温暖，劳顿了一天的人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倒头呼呼大睡，也没有人打闹嬉戏——像其它动物群种常做的那样，而是静静地坐着，脑中琢磨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在沉思。回顾一整天的外出打猎觅食的过程，望着身边脚下的猎物的残骸，他们感到自己与猎获物的不同。于是，第一次，人类将自身所处的种群与其他的动物种群有意识地区分开来。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当然，也许当时还没有这一名称，不同的人类群体对自身的称呼也各不相同，但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独特的，是完全与其它的生物种类或群体相区别的。
这一次“沉思”具有重大意义，它宣告了人类的诞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种事物的存在是靠它与其他事物相区分来获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原始人开始将自身所属的种群与其它生物种群相区别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人类诞生了。从那一刻开始，原始的人类群体就不再是动物的种群，而开始演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所谓文明，也应该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于是，人类逐渐告别蒙昧，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扩展，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强化。在人类不断加深对自然界、对其他物种认识的过程中，也开始对自身发问，开始思考自身，审视自身。在人类对自身的审视中，被思考最多的也许就是这一问题（其实一切问题最终也终必归结到这上面）：人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乃是人类对人自身属性、归属带有终极性质的追问，它关注的实质上是那些人之为人的东西，是人的本质。换句话说，它试图回答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被称为“人”的？我们作为“人”，与自然界里其他动物、其他物种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人”的特殊动物，到底是什么？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致的考察，就会发现，各种文明形态所以不同，从根本上讲，是与他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因为不同文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各不相同，他们的表现形式也往往大不一样。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我们传统的儒家文明中，我们的老祖宗在对人的认识上，好像更重视的是对社会既有等级秩序的顺从和维护，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固然，儒家文明也提倡“仁”，所谓“仁者，爱人也”。但对“仁”的提倡，是在对既有社会规范服从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带有本质论色彩的儒家所谓“仁”的观念，实际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讨论的，并非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以人为本”观念，而是以秩序、等级为本的。这样，在儒家观念里，“人”实质上是制度、等级、秩序的附属物。儒家这种“人”的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祖先的世界观：既然“人”只是秩序、等级的附属物，那么“人”在面对社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就只能是围绕着社会旋转，只能是等级、制度的奴仆。于是我们明白，中国文化传统中奴性的广泛存在和根深蒂固，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源的，是与我们先人对“人”的这种看法分不开的。
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有很大不同。在基督教文明中，“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创造了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西方的一些关于“人”的基本理念。比如，平等观念，因为既然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那么所有的人在绝对公正、绝对永恒的上帝面前就都是平等的，哪怕身为国王，在上帝面前也和俗世社会里低贱的乞丐一样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也都是带有原罪的罪人（圣经记载，人类祖先违反上帝的告诫，经受不诱惑而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赶出了无忧无虑、永远与幸福相伴的伊甸园），——在基督教的理念中，所有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都继承了亚当和夏娃的罪愆。由此继续延伸，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就是，既然所有的人，无论是乞丐还是国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他们都是上帝面前平等的罪人，那么所有人就都是不完美的，都是由缺点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完美，永远不可能没有缺陷。于是，必然的结论就是，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绝对正确、永远完美的人，任何对上帝之外的世俗之人的崇拜都是荒谬可笑的，更是危险的。因为，对世俗之人的崇拜，其后果必然是专制的降临。基督教文明下的这种对“人”的看法，还包括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我们不仅不应该崇拜俗世里的任何人，而且对于凡尘俗世里的任何人造物，比如国家、民族、制度等等，也不应该崇拜。这种崇拜是对上帝的冒犯，因而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西方基督教文明蔑视人、贬低人，否定人的存在和价值，相反，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对人的存在、人的创造力的颂扬，一直贯穿于西方社会中。因为，既然人是上帝的造物，更重要的是，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那么人的身上，就有了上帝的灵性。换句话说，人的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因而，人就是尘世里万事万物中最为高贵的被造物，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都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于是，必然的结论是：人是万物之灵。
在高扬人的高贵和伟大这一方面，我们东方的儒教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尚书》中就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生万物，是万物的父母；而我们人类，则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神灵。这一观念至少在表面上看，与基督教的观念是相似的。类似的说法也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说：“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意思是说，人超然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上，是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而人的至尊至贵体现在：上，人类高于万事万物；下，人类挺身于天地之间。这儿，董仲舒对人类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评价是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的评价，是具有某种形似的。
说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高度赞扬，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的赞颂只是形似，是因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虽然高度赞美人，讴歌人的创造精神，但是这种讴歌是以另一面作为背景的——西方社会一直贯穿着一种对人的怀疑，对人的警惕。这种对人的怀疑和警惕，其实并非是从基督教进入欧洲之后才有，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不断告诫人类，要人们在不断向自然界索取，忘情于追逐外在的功名、财富、富贵、利禄时，千万要不要忘记“认识你自己”。所谓“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这里实际上就是指：人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在雅典所做的中心工作，就是提醒雅典的公民们，同神相比、同大自然的无限丰富相比，人的知识是有限度的，在神和自然面前，人是无知的。苏格拉底对人的无知的强调，不是否定人类的智慧和人的创造精神，而是警醒人类，时刻告诫人类：任何狂妄都是无知的表现，因而是可笑的。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与基督教的观念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前边我们已经谈到过基督教信仰中，拒绝承认任何世俗之人或人造物的全知全能、绝对正确和永远的真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蒙田说人类的无知是“众师之师”。有趣的是，当蒙田承认人类无知，并称其为“众师之师”的时候，背后隐含的不是对人的否定，不是消极，而是对人的肯定、是积极进取。因为，所谓人类的无知是“众师之师”，其传达的意思是：当人类知道自己无知、知道自己的限度之后，人类就会一次次警醒自己，并由此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努力，使自己的智慧和知识不断获得增长；又因为人类知道自己无论拥有多么丰富的知识，都始终是无知的，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流于狂妄，而保持一种有尊严的谦卑。
于是，在对人的认识上，在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东方人肯定人，肯定人的伟大，强调人对其他自然物的特殊地位甚至权力，这是一种单纯的肯定。西方人则不同，他们也肯定人，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肯定人对自然界其他事物的特权，但是肯定的背后，始终又是以对人的警惕，对人的狂妄及其后果的警觉为背景的。
这儿简单梳理了东西方对人是什么的不同回答，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醒人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答案。那么，哪一个回答或说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对这一问题，我们不想作出回答，也无法作出回答。想说的只是，在很多时候，用对和错、正确或错误这一类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解释、分析人类现象，往往是于事无补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对包括“人是什么”在内的人类问题的解答，往往各有其合理性，又同时各有其局限性。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学会运用理性去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许多问题的解决，其实都是以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为前提的。不过说到“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不管各种具体的回答是什么，始终保持一种有尊严的谦卑，则是最为合理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