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彼得斯
来呀，我们大家手拉手，拽紧手；让我们紧紧地贴在一起；让我们普天之下的人挤进那充满仁爱精华、流淌牛奶和鲸油的世界。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白鲸》
交流的观念是我们难以摆脱的困境。其他人和其他时代也许就免除了这样的困扰。直到今天，地球上的许多人还是发现，没有这样的交流观念，生活会更加惬意舒适。然而，对于富裕社会那些爱喋喋不休的阶级来说——我写的这些话，到了你的手里，就使你成为这些阶级的一员，哪怕是名誉上的——如何与远近不同的人联系而产生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行为的老一套东西。在本书的总结中，我只能够把几条线索串联起来，完全开发本书涉及的深层的思想和生活意蕴，那只好留待将来努力了。
构成交流的鸿沟
用对话的碎片思考和说话，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命运。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论契诃夫、易卜生、斯特林堡（August Stringberg）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听说，仿佛是第一次听说，按照习惯，仍然叫做所谓戏剧性语言，甚至是叫做对话的东西：首先是听契诃夫说的话，我注意到一种习惯性的莫名其妙：人们的声音不再对他人发出，也不再有来有往；人们的交谈，也许是在他人的面前自言自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完他开始说的话；相反，人们互相插话，随意，心不在焉，语词遭到夭折的命运。
威廉姆斯在这里组词造句的形式，就是在模仿他脑子里散漫的铺陈。结合的失败，是现代对话与生活的主要资源之一。20世纪的戏剧，从贝克特、尤内斯库（Eugen Ionesco）、麦克斯兄弟（the Max Brothers）到艾伦（Woody Allen），都利用交流的鸿沟，以取得使人难以平静和滑稽的效果。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社会学研究也利用这样的鸿沟。对白的扭曲当然和戏剧一样历史悠久——轮换说话的秩序被打乱，小错误未及时纠正而被当做天大的预设罗网，小手势被误解为严重的征兆，最明显的信号却被人忽视，所有这一切都引起滑稽或悲惨的后果。不过，威廉姆斯用来描写这种情况的字眼是“习惯”。破碎的会话既奇怪又司空见惯。随意调节收音机的旋纽，随便翻动一张报纸，你都会遇到永远连接不起来的片断的话语。公共通讯日益五花八门。麦克斯韦问：倘若大自然这本书真是一本杂志，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切断明显的情节分界线，不仅是报纸重要的公共标记，而且成了私下谈话的一个特征。无论对话的意思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对话已经沦为语音的碰撞声而已。巴赫金（Bakhtin）说得对，对话并非伦理和政治生活特别重要的形式，不过是一堆混杂的声音。
面对面交谈像远程通讯一样镶嵌着隔阂的花边，这个命题我认为既真实又具有历史意义。人与人彼此拥抱和骚扰的语言习惯，是千变万化的。有些人为“交流”而忧心忡忡；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具体的交谈形式和关系被僵化为紧迫的交合问题。然而，对话的延宕早就是书信、祈祷和对死者的祭献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亲临现场，未必能够担保“交流”的发生。你可以给一位深度昏迷的人朗读诗歌，但是你不可能知道你是否“让他听懂了”。不过，在其他的场合，也存在同样的担心，老师或家长就深知这样的情况。毕竟，会话是轮换着说话组成的，一个个的片段是否衔接得那么好，那就不一定了。不妨说一句笑话，对话是两个人轮流向对方广播，仅此而已。我们往往不承认，日常交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隔阂，虽然大多数善于使用语言的人都能够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停顿。但是，如果停顿时间过长，宇宙的嘈杂声就会填补空白，空气就会紧张，交谈的人就可能被拖进深渊。一方的回应被堵之后（如单收机或讲演）
，收发双方之间的空白就赫然突显；重要的轮换机制遇到技术困难之后（比如打电话，还有当面交谈）
，对话双方自己的空白就突显出来。19世纪的历史相对论和招魂术认为，阅读是和作者的交谈；20世纪后期，后结构主义和读者的互动成为追寻文本痕迹的阅读。会话的形象是两个人轮流说话，逐渐走向充分的理解；这个形象掩盖了两个深层的事实：无论有多少人参加，一切的话语都必须要填补交替说话中间的空白；你心中想到的对方，也许永远不能够和实际的伙伴完全一致。
接收者的特权
无论“交流”是何意思，对方应该是中心，自我不是中心。威廉·詹姆斯生活中的一幕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请他照看一只乌龟的心脏，准备在普及生理学的讲演中用。教授要演示的是，心脏神经受到刺激，心脏就会跳动，跳动的情况将打在桑德斯剧场的屏幕上。讲座过了一半，詹姆斯突然意识到，心脏没有对刺激作出反应，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灵机一动，几乎以自动的反应去对付紧急的情况。他用食指刺激心脏，在屏幕上打出了乌龟心脏跳动的情况，以便让听众正确了解乌龟的心脏生理机制。许多年之后，他写到这次经历——这是他最后一篇论心灵研究的文章，主题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作假和信仰的平衡。他承认，这样的模仿可以被认为是无耻的欺骗。倘若他当时没有用指头刺激心脏，听众就会在理解生理学的讲演中受到愚弄。他的食指在服务听众、使之理解生理机制中，搞了欺骗。倘若他当时承认自己变戏法，承认乌龟的心脏的死亡，都只能够给听众一个次要的真相：仪器的缺陷，而不是仪器不可能投射出真相。
詹姆斯的这一幕对于传播理论的核心主题，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这些主题有：映射、逼真、表现生活，表现应该相信的东西。他用戏剧手法表现了最原始的交流场景，这是和柏拉图洞穴论对应的聪明版本。在这里，他紧张不安地削弱了我们长期的信仰：揭露再现中的不足，是从锁链中解脱出来的必由之路。他没有提出一个令大众晕头转向的公式，而是落定在有道德价值的东西上：凡是不能认识原本的地方，我们不妨接受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形象。更加率直地说，交流不是直接共享真相，而是进行效果的操作。这样的语言听起来不光彩，因此让我把话说清楚：詹姆斯转移了交流的重点：从忠于原本的东西转向对听众负责。（在这一点上，至少他相当接近苏格拉底的哲学逻辑观念。）
再现未经修饰的真相，可能与彻头彻尾的欺骗一样愚鲁。天使的梦想对遭到过严重误解的人，是很亲切的；招魂术的传统把说话者的愿望当做快乐交流的标准。这里有道德上的不足：复制自我的幽灵总是让我们看不到他者的独立。真实性可以成为非常自私的东西。
詹姆斯提出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用一种说话方式，让对方理解，而不是表达我们内心原原本本的真相。实际上，就像詹姆斯在桑德斯剧场那一幕大众交流一样，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你也不得不常常牺牲忠实于自己思想感情的梦想，以便能够在对方的心中激发出最真实的形象。他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法则：不是思想运输的社会物理学，而是一个冒风险的领域；在这个范围内，任何人说话都必须为他绝对驾驭不了的东西负责——这个无法驾驭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言行在对方的心灵中所起的作用。自我或世界的真实再现不仅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充分。相反，这里需要的是，甘愿自我克制，在心里把引起对方获得真相的动作过一遍。交流的问题不是语言的捉摸不定，而是自我和对方之间无法修补的分歧。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
交流的阴暗面
围绕交流观念的流行讨论中，通常缺乏一种宽恕的品格。我发现，有一种关于“交流”的理直气壮的暴虐令人不安。这个字可以用来恐吓“交流失败”的人，然而实际上，人家只是想退出游戏而已。巴特比、爱默生和克尔恺郭尔都是交流失败的人——他们因此而名垂青史。“没有交流”的指控常用来骂人，说人家没有提供要求之中的回应。共享并非只是一个仁慈的观念。许多人指出，拉丁字communicare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源泉：共享交谈。还有一个不经常引用然而同样重要的词，希腊语的koinoo给我们的教训更加严厉。和communicare一样，koinoo的意思是使之相同、交流、传授、共享；可是它还有污染或使之不洁净的意思。交流跨越内外边界，因此它可以成为共同的东西，正如意义可以用来传达意思一样。这一洞见的严厉含义，见诸耶稣关于食物纯净的教诲中：“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koinosai）人……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污秽（koinoi）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马可福音》第七章第18-21节，钦定本《圣经》）
。“从心里出来”是不错的定义，表达交流所具有的共享意义。不过，心里的吐露被认为是邪恶的释放。如果把共享内心生活看作未污秽的善，那就是把思想建立在对人心不严密的描绘之上。
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只有一个讲究实际的答案：如果后续的行动比较协调，那就是实现了真正的交流。一切交谈都是带有信念的行为，其基础是相信将来会出现我们追求的世界。意义是不完全的、开放的，以后发生的事情会使之急剧修正。皮尔斯说：“符号客观上只有一般的意义，其有效解释常常不确定，它把完成确定意义的权利拱手送给解释者自己。”既然一切符号在不同程度上都只具有一般的意义，人与人的会话就像是单向的撒播，关闭只发生在接受者那方。皮尔斯直率地说：“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交流是能够完全确定的。”我们命中注定要去进行解释，我们的解释总是纠缠着自己的欲望，而欲望又可能是冲突的；不过，这并不标志贴近的善意因此而堕落。这仅仅是对互动过程中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客观的描述。交流中没有确定无疑的迹象，只有暗示和猜想。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的互动不可能是思想的交融，最多不过是思想的舞蹈；在这个舞蹈的过程中，我们有时能够触摸对方。交流不应该成为难以承受的孤独的心灵和可怕的幽灵，衡量交流的尺度应该是行为的成功协调。我们对内心生活所知道的一切，我们耳闻目睹和感受到的内心生活，都是靠语词、行动或体态形成的，而且所有这些载体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都是公共的东西。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在我们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团结显然比很有把握的解释来得重要。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最好的情况是，“交流”是用来描绘补偿这个不足的字眼。
本书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在交流中谋求某种精神圆满或满足，那就是白花精力。思考人与人纽带的历史，思考彼此联系方式的历史，从文字滥觞到电气媒介的开发，都说明，追求与他人交流的圆满，有一个驱动力，那就是受阻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一旦受到交流失败的刺激，幻想交流是逃避可怕时尚的方式，就很能诱惑人了。人们渴望超越，渴望避免误解的创痛，那是十分自然的。危险在于，立竿见影的爱和工作，往往被人瞧不起，被人认为是灾难和垃圾。除了建立一个人人可以共同栖息的太平的王国之外，交流的其他任何损失到底是不可想像的。既然我们是凡人，交流永远是一个权势、伦理和艺术的问题。除了天使和海豚得到拯救的情况之外，我们无法摆脱交往目的的束缚。这没有什么值得惋惜之处：这是智慧的开端。己之所欲，请施于人——就是说，你的表现，不是让自我原原本本地再现，而是让他人受到关爱。这样一种人与人的联系，胜过了天使能够提供的东西。快乐的地方，不在于超越彼此的接触，而是在于接触的圆满。
我们要承认，临床医学家和技术专家有一定的道理。和别人打交道时，错误自然会有。有的人可以变得更加温文尔雅、善于应对、敏于体察。然而，如果自负地认为，技巧可以矫正彼此不同的痛苦和欢乐，那就不仅是受了误导；而且，这个误解的基础实在不多见：符号的晦涩会有致命后果。大多数时候，我们彼此能够很好地理解；我们只不过是有分歧而已。希腊神话中雅典国王忒修斯（Theseus）黑色船帆的故事，给我们充分的教益。他到克里特岛去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米诺陶（Minottaur）之后，忽视了与父亲埃勾斯（Aeegus）约定的暗号：黑色的船帆表示他已死亡，白色的船帆表示他的凯旋。父亲看到远方黑色的船帆，以为他死了，于是就从悬崖上纵身跳入大海。从此，这个海就叫**琴海（the Aegean Sea）。这个神话故事的寓意是：在生死攸关的信息中，需要输入一些冗余的信息。有的时候，交流乔装为解决人类疾苦的救世良方，但是人类关系中大多数困难的根源，并不是符号和意义不吻合。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在最低限度接触的情况下，语境和句法使语词的意义清清楚楚。人不在场的情况比如书信、电话和电子邮件，如卡夫卡所知，成为产生幽灵的温床。但是，在朋友、同事和心上人的情况下，所谓交流的失败，常常是由于参与度不同或缺乏耐心。让我们重申，基本上可以说，与其说交流是语意问题和心理问题，不如说它是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杜威和米德、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思想家都认为，恰当的交流是健全社会的一个标志。我们首先担忧的，不应该是符号的不同意义，而是关爱邻居和异类时遇到的障碍。
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压缩性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无限遥远的距离”（爱默生语）
。但是，心灵不接触并不等于说，同样的宣判会落到不同的身子上。如果没有人的接触，真正的社会不能够存在。在所有的感官之中，触觉的抗拒力最强，它不会被转换成记录或传输的工具。它顽强地和近距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味觉是惟一没有远距离感知能力的感官（除非爱欲被看成这样的感官）
。触觉是不能记录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它的抗拒力超过视觉和听觉，甚至是超过味觉或嗅觉（烹饪和香水是记录味觉和嗅觉的媒介）
。虽然招魂术的灵媒，电话的推广商和广播剧演员，都尝试过搬运触觉，这些人克隆触觉的努力都莫名其妙地失败了。在后结构主义的主张中，我们看到了对触觉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姿态。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文本。虽然这个洞见卓有成效，可是它冒的风险是忽略身体文本的皮肤、毛发、毛孔、血液、牙齿、眼睛、耳朵和骨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身体的寿命很短。在《奥德赛》第23卷中，欧里克雷亚（Eurycleia）对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的驳斥，对于那些把他者的在场当做墙壁或多余的人，也是适用的。欧里克雷亚说：
你说得真奇怪！
他人在这里，活生生的人，就在他的火炉旁，
可你却否认，他总要回来！
（据费茨杰拉德译文）
奥德修斯最终向妻子珀涅罗珀证明自己回来了。他让她看自己臀部的伤疤，说出他亲手做的卧榻的情况。作为遥远的信息，又来自远方，他在证明自己的身份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的证明依靠的是最不容易捏造的事实：身体情况，如伤疤、个人经历、不为外人所知的身体的私密。这些细节的独一无二性质，证明了他真实的身份。他送给妻子的，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实在的战利品。
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是低估了身体的神圣。是否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个时代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触觉是人类最古老的感官，也许是最难得伪造的感官。这就是说，在同等情况下，互相关心的人会尽量到场见面。到场的追求未必使你进入对方的心灵本身，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接触对方的身体。朋友和亲人的身体至关重要。面孔、嗓音和肌肤具有接触的感染力。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触觉那样给人以电刺激，那样的难以驾驭：我们用眼睛对视而感到非常高兴。这样的姿态是柔情还是骚扰，那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就像其他的表意行为一样。触觉并不是解决交流困难的救世良方：它是更悠久的感官，但一样地难以对付。德里达向“身子在场的形而上学”宣战。他反对这样一个哲学原理：每一个词语的背后有一个声音，每一个声音的背后有一个有意为之的灵魂，每一个词语的背后是赋予它意义的灵魂。德里达是对的。然而，认为渴望他人身子在场，是形而上的错误，那又是疯狂了。
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够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惟一保证。如果呼应默顿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惟一抗衡交流作假的庇护所是作假的宣传。没有任何爱情的宣示能够像终身不虞那样具有说服力。尽管记录和发送的媒介使我们得到延伸，然而交流的尺度和形态还是有边界限定的。我们的交流能力有局限，这是一个社会学真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悲剧。真正的爱——至少在凡人之间的爱——从交流上来讲，都打上了琐细和偏向的烙印：它不会招摇过市，也不会荒废在阿多尼斯花园里。亲密信息的标记是爱的接受对象的排他性。（否则有人泄露秘密时，我们怎么会觉得受到侵犯呢？）
世界上不存在对一切人同等亲密的事情。大赦国际给它的每个分部分配了一个任务：为一个囚徒申请宽恕。由此可见，泛泛地说博爱恐怕是虚假的。给孩子打广告恐怕是这个时代疯狂的一种礼赞，它说明我们对个人的爱是多么疯狂。克尔恺郭尔说，在爱这个问题上，具体是高于一般的。爱的悖论就是，一位邻居要求你的帮助，要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孤儿。（在斯大林无情的眼中，“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字”。）
另一个人的面孔是强大的力量。一位赴会已经迟到的人，虽然他那个会是拯救孤儿的会，但是他不应该看下水道口有人流血而置之不理。最深刻的伦理教诲要求人们没有差等地爱一切人，然而时间只允许每个人真正地关爱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所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