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G·奥威尔
快十六岁时，我突然发现了纯粹属于字词的快乐，就是说，字词的声音和组合。《失乐园》中的诗句——
所以他艰难而吃力地
向前：他艰难而吃力
现在看来并不是特别的精彩，那时却让我脊骨颤栗：而把“he”（他
）拼成“hee”也别有乐趣。至于描绘事物的需要，我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写什么样的书就清楚了，可以说这就是我那时要写的书。我要写大部头的自然主义的小说，它们有着不幸的结局，充满细节描写和引人注目的比喻，到处都是词藻华美的章节：这里词语的选用某种程度上为的是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写它时我三十岁，构思要早得多
）就是这样的书。
我提供这些背景情况，是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作者的发展初期缺少了解，就无法评估他的写作动机。写作的主题由作者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像我们这样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这一点是不错的——但在开始写作之前，他在情感上已经获得某种态度，对此他永远也不能彻底摆脱。毫无疑问，他需要修炼性格，以免停滞在某些不成熟的阶段或陷于某种不正常的情绪：但是，如果他把早先接受的影响摆脱得干干净净，那么他的写作冲动也就被扼杀了。撇开谋生的需求不谈，我认为写作动机主要有四种，至少写作散文是这样。这些动机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个个作者的心里，而就某一作者来说，各种动机所占比例将根据他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时时发生变化。这些动机有：
1、纯粹利己主义。想显得聪明，被人谈论，死后让人回忆，在儿时冷落过你、现已长大的那些人面前出一口气，等等，等等。硬说这不是写作的一个动机，以及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那是骗人的鬼话。在这一点上，作家与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事家、成功的商人——一句话，与所有出人头地的人物没有什么两样。人类的绝大多数并不是自私透顶。大约三十岁过后，他们放弃个人的抱负——许多情况的确表明，他们几乎放弃了作为个体存在的意识——而主要为别人活着，不然的话就得被单调乏味的事情憋死。但是，也有少数有才华而又固执的人，决心终身过自己的生活，作家属于这一类。应当说，严肃作家总体上要比记者更自负、更自我中心，尽管对钱的兴趣低一些。
2、审美热情。对于外部世界的美或在另一方面对于词语及其正确的组合具有的感觉。由一种发音作用于另一种发音产生的效果、一篇好散文的坚实力量或是一个好故事的叙述节奏带来的快乐。想把个人觉得有价值的不应错过的经验与人共享的希望。尽管在许多写作者那里，审美动机非常薄弱，然而，即使小册子的编写人或教科书作者也有自己心爱的词语，他喜欢它们不是出于实用目的；或许他会对排字的式样、纸面边缘空白的宽度等有着强烈的感觉。超出列车时刻表水平以上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一点没有审美上的考虑。
3、历史冲动。希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掘出真实的事件，并将它们储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
4、政治目的——采用“政治”一词的尽可能宽泛的含义。想把世界推向某一特定的方向，改变人们对于应努力争取的社会类型的观念。同样，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真正地摆脱政治倾向。那种认为艺术与政治毫不相干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看得出，这些不同的冲动彼此间是多么的不相容，以及它们面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将出现怎样的波动。就本性而言——把你刚刚进入成年时具有的状态视作你的“本性”——我是一个更看重前三种动机而不是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我也许会写那些华丽的或纯描写性的书，也许不会太多地意识到我的政治信仰。但事实上，我已经被迫变成了那种写作小册子的人。起初我把五年的时间花在一项不合适的职业上（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
）。然后又经受了贫穷和失败。这增强了我对权力的本能憎恨，使我第一次完全意识到劳动阶级的存在，而且，在缅甸的工作也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但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获得一个准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出现了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了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不能做出坚定的抉择。
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西班牙战争和其它一些事件扭转了局面，此后我知道了我的立场。自一九三六年后，我的严肃作品中每一行写下的文字，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反对独裁主义和拥护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处在我们这样的时期，认为一个作家可以避开这些主题不写，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到它们。这只是一个选择什么立场以及采取何种方法的问题。一个人对他的政治倾向越自觉，也就越有可能不致因为行为的政治性而牺牲他真诚的审美与理性追求。
过去十年里，我一直最想做的是政治性写作成为艺术。我的出发点常常是一种党派感情，一种对不公正现象的不平之感。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对自己说：“我要写出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想揭穿某些谎言，我要引起人们对某些事实的注意，我的初衷是让人们倾听。然而，如果写作不同时也是一种审美经验的话，我是不会去写书甚至给杂志写长篇文章的。谁要是有心检查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看出，即便一篇彻头彻尾的宣传，也包含着大量在职业政治家看来不大相干的内容。我不能，也不想，彻底放弃童年获得的对世界的看法。只要能健康地活着，我就会对散文文体怀有强烈感觉，就会喜欢这地球表面上的东西，各种实在之物和那些零七八落的没用的消息就会给我带来快乐。企图压制我自己的那一面是无济于事的。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与时代强加给我们的本质上属于公众的而非个人的种种行为谐调起来。
这并不容易，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出现一些麻烦，而且真实性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例，这是个所遇到的较为原始的问题。我的那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卡塔洛尼亚致敬》，毫无疑问，是一部坦率的政治性著作，但我写作时却在总体上保持着某种超脱和对形式的关注。我的确做出极大努力说真话而又不触犯我的文学本能。但在其它内容中间保留了长长一章，这是为被指控与佛朗哥阴谋勾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辩护，里面充斥着报纸摘引之类的文字。显然，这样的章节，一两年后就不再吸引一般读者，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敬的批评家为此开导了我一番。“你为什么把那些东西放进来？”他说，“你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弄成了新闻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我只能这样做。我恰好得知英国人民不大可能被告知的事实：那些无辜的人们遭到错误的指控。如果我对此不感到气愤也就不会去写这本书了。
这个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再出现。语言的问题要微妙一些，探讨它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只想说，近年来试图写作时少些形象性，多些准确性。我发现任何情况下，一旦你精通了一种写作方式，你总要超越它。《兽园》是我第一部试图将政治目的同艺术目的熔炼成一个整体的小说——我完全清楚我在做什么。我已经七年没写小说了，但我希望不久再写一部。这注定是一个失败，每本书都是一个失败，但我的确比较清楚地知道我要写什么样的书。
回头看看写出的这一两页，我明白这些话看上去好像我的全部写作动机只是一种关心公众利益的精神。我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最后印象。所有作家都自负、自私和懒惰，而在他们各种动机的最深处存在着一种神秘。写作一本书就是一场可怕的消耗战，好像经历了一次长期不愈的痛苦疾病。要不是由于那不可抵挡、无法理解的魔鬼的驱使，谁也不会再去干这种事情。我们只知道这魔鬼就是让婴儿啼哭以引起注意的同一类本能。然而这话也不假：一个人除非长期不懈地致力于消除自己的个性，否则就写不出任何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就像窗上的玻璃。我不能肯定地说我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应该听从哪一种。纵观我的写作经历，我看到不论在哪儿，直到缺少政治目的，我写的书就没有生气，我就会误入歧途，总是写出那些华而不实的章节、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和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