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替，在家乡并没有发生战争。一天傍晚，有人远远地看到有几十名穿黄衣服的军人在快速行走，据两个过路的小贩说，这就是共产党的解放军。
第二天，来了一帮人，号称是“浙东农民接管司令部”的，敲着锣要村民到祠堂开会。大家去了以后，听一个首领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个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内缴一担谷子一匹布到吴山庙，供解放军用。十天不缴，就要加倍。再不缴，关起来。说完，这帮人又到别的乡去了。
其实，村里人已经认出来了，这帮人里有好几个是当地匪首陈金木的喽啰。果然，四天后，这批人被真的解放军抓了起来。
这让村民更害怕了，因为陈金木是一个让当地人一听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来报复，一定是一场血腥恶战。
村民战战兢兢等了几天，没等来陈金木，倒是等来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与叔叔去安徽的情况差不多。
这些村子本来也有乡长、保长、甲长，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队一来，召集大家开会，说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划分出阶级，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
村民听了几次，还是说不明白，工作队有点苦恼。突然有一个邻村的中年男人找来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后把邻近四乡一切有钱人的户头和财产说得清清楚楚。工作队大喜过望，记下了他的名字：余颐贤。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就发现他提供的情况很少有错，因此把他确定为这个地方第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余颐贤提醒工作队，吴石岭、上林湖周边三十七个村落，最富贵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说了真话：这个人是盗墓的，村子里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况，是他的专业功课。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盗，相信都与他有关。工作队一听大吃一惊，向村民们求证，村民都点头。但这时再找余颐贤，却不见了。他以一个文物商人的身份游走于杭州、绍兴、宁波之间，偶尔也回村，工作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他总是夜里回来的，名副其实成了个“夜仙”。
那天，两个工作队员来到外公家。领头的一个告诉外公，自己是队长。
两个工作队员并不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了整个宅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房子比邻村所有的地主都讲究，但问来问去，朱家却没有地。两个工作人员立即决定，评为“破产地主”。
几天后，外公敲开了工作队的门，说：“破产的说法不大好，听起来有点晦气。其实我一直没有地，那就改一个字吧，叫无产地主，听起来倒是名副其实。”
他不知道，共产党里有一个光荣的词汇叫无产阶级。
几个工作队员一听“无产地主”这个名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只有队长低声喝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外公一听口气，就知道事情不妙，连忙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边说边转身推门离开，步子很快，像逃一样。
外公挨了几次批斗，还被抄了家。但是他与本村村民没有土地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批斗的时候找不到话题，大家也就没有怎么为难他。
农会抄家，并没有从外公家抄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细软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红木象牙太师椅。
这是外公的父亲早年从鸣鹤场买来的。听说还是道台家的旧物，清朝灭亡后道台家败落，流到了市场。原来是一对，买来后不久另一把散架了。这把太师椅从外公家抄出来之后，所有的村民都觉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实用，没人要，搁到了农会。一年以后，外公看到，东村一个叫李龙的人背着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游荡的雇农，其实是一个懒汉，绰号叫“滥料”。这样的人当时在周边几个村很多，平时有一顿没一顿的，等到时势有变就都冲在头里，像个革命者，但时势一太平他们又赖巴巴地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了。
李龙从农会里要下这把红木象牙太师椅，是等着卖个好价钱。因此哪儿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里，一天天风雨无阻，一次次汗流浃背。
一天，外公来我家，祖母在闲聊中顺便提起：“听志敬说，你家有一把很讲究的红木象牙太师椅？”
外公说：“有。但现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里去了？”祖母问。
“李同志保管着。”外公说。
祖母问：“这个李同志是谁？为什么要他保管？”
外公说：“就是东村的李龙。”
祖母听了一楞，然后就放声大笑：“滥料啊，我的最没有出息的表侄儿！我想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会叫他李同志，他是哪世修的？”
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总要笑出声来。她觉得可笑的不是李龙，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阳啊，”祖母说：“几年前，他摆酒席，恨不得把半个上海都请来。现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志保管着’！”
妈妈说：“你看，时世变来变去，就是一把旧椅子转来转去。连一把椅子也转到肩膀上去了，颠颠簸簸的，这日子怎么能太平？”
祖母说：“耗掉点懒汉的力气倒不错。他们的力气不耗掉，天下太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