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麦隆内夫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每隔一定时期就会有一名男性或女性公民降生到人间，并为人类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玛丽·居里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发现了镭，这不仅推进了科学的发展，还减轻了人类遭受疾病的痛苦和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她的意志和极度热情的工作精神，对男性是一个挑战。
189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那时美国正准备向西班牙宣战，在巴黎郊外一个简陋的木棚子里，居里夫人结束了工作。她走出棚子，松弛了一下身体，舒了一口气。这是的她，已经掌握了人世间一个伟大的秘密。
秘密尚未宣布，世界还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时刻。
那个早晨所获得的伟大发现，经历了人间可怕的磨难，经历了人们无数的争论、猜疑，最终才获得了成功。它象征着坚韧；象征着顽强；象征着不屈服的意志和疯狂般的工作精神。居里夫人和他的丈夫皮埃尔·居里经历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坎坷、困顿，才获得了大自然的这一无价的奥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发起“玛丽·居里镭基金”募捐活动，以及我是怎样说服居里夫人写这本书的。
居里夫人是我所见到的最谦虚的女性。不经过长期耐心地劝说，她绝不会为自己写自传。但在她的书中，还有许多内情她没有谈到，因此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儿作一些说明，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这位伟大而高尚的女性。她对我说：
她最讨厌的事就是对个人的宣传或报道，她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事情了。她的思想非常准确，逻辑非常强，像科学本身一样。对于报纸杂志过分注重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她完全不能理解。她所关心的除了工作，剩下的就是她的家。
皮埃尔·居里不幸去世后，巴黎大学的教授和行政当局打破常规，决定聘请一位女性担任该校副教授。居里夫人接受了聘请，连第一次正式授课的日期都定下来了。
1906年10月5日下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午。以前听皮埃尔·居里讲课的学生，再次聚集在一间大教室里。
那天听课的人特别多：名流、政治家、学者、教师等等。当上课时间到了的那一刻，讲台上的一个侧门打开了，一个两手苍白、身着黑色服装的女人走向讲桌，她那突出的额头特别引人注目。出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位智者，一位充满生命力的智者，而不仅仅是一位女性。她一出现在讲台上，热烈的掌声立即响起来，而且持续时间达5分钟之久。掌声终于停息下来以后，居里夫人微微鞠了一个躬，嘴唇颤动了几下。听众都竖耳恭听，想知道开始的第一句话她会说些什么。显然，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她无论怎样开头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前排坐着的一位速记员正执笔以待，准备记录她的讲话。她会讲些什么呢？讲她那不幸过世的丈夫？感谢教育部长和听众们？没有，她没有讲任何闲话，而是简单地以下面的话开了头：
“当我们了解到19世纪开始的放射性研究已经为科学带来的进步时……”这位伟大女性心目中认为惟一重要的是继续研究和前进，大可不必将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闲话上。她直截了当，避免了所有的繁文缛节，用清晰悦耳的声调开始了她的讲课。除了脸色显得格外苍白和嘴唇不时有点颤动以外，人们看不出她的激动心情；她将那难以克制的激动之情克制得让人们难以察觉。
这就是这位伟大女性毕生表现出的一种特征：干起工作一往直前，从不拖泥带水。
幸运的是，居里夫人答应与我作一次交谈。在离开美国之前的几周，我曾经参观过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先生的实验室，他的设备非常完备而且十分高级，他本人可以自由地支配实验室所有的一切。他不仅在科学上很有实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同样有强大的实力。童年时代我曾与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家为邻，那时我对他那豪华的住宅和良种骏马羡慕得不得了。前不久我到匹兹堡时，那里的炼镭厂高大的烟囱直耸云霄。
在我的记忆中，在制造镭监测仪和镭瞄准镜上，好像已经花了几百万美元；而贮存于美国各地的镭，也已经价值达数百万美元。在拜访居里夫人以前，我曾经设想这位靠勤劳和智慧致富的女性，大概会住在爱丽舍总统宫殿附近某个白色宫殿里，或者是巴黎某条漂亮街道的豪华住宅里。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极其朴素的女性，在一个设备极不完善的实验室里工作；而且由于法国教授薪水不高，她只能依靠这点薪水住在廉价的公寓里。
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在皮埃尔·居里路1号一幢新楼里，这幢新楼矗立在巴黎大学旧建筑物中间，显得非常显眼。我一走进这幢楼房，就立即对镭的发现者的实验室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在一间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办公室里，我等了一会儿。这间办公室按我的想象，应该用密歇根州名牌大急流城制造的豪华家具装饰一番，才与它的地位相匹配。
坐下没多久，有一扇门打开了，一位穿着黑色棉织品外衣的妇人进来了。她苍白而羞怯，面部表情显得十分忧郁，以前我从没有见过这种令人震颤的忧郁。
居里夫人的两只手很秀气，但十分粗糙。我还注意到她有一个独特的小动作，她的指尖经常神经性地在大拇指上揉搓，节奏很快。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由于她的手指常常被镭照射，已经失去了知觉。她十分友善，那秀丽的脸上折射出学者特有的表情：坚韧、对世事的超然。
她谈到了美国，说多年以来她就想到美国去看一看，但又舍不得与她的两个女儿分开。
她如数家珍地说：“在美国大约有50克镭，其中4克在巴尔的摩；6克在丹佛；7克在纽约……”
“法国有多少克镭呢？”我问。
“只有1克多一点点，”她简洁地回答说，“都在我的实验室中。”
“夫人您只有1克镭？”我惊讶地问。
“我？不，我一点都没有，”她更正我的话道：“这1克镭属于我们的实验室所有。”
我提到她的专利，认为她对镭的生产方法应该拥有专利权，仅此专利的收入就会使她成为一位百万大富翁。
她淡淡地说：“我们拒绝任何专利。我们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发展，镭的发现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任何个人的财富。它是一种天然的元素，应该属于整个人类。”
她在说这些话时，丝毫也看不出她因为放弃了专利权而有任何值得惊讶地地方。但是，她为科学的进步和减轻人类的痛苦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正当她大有作为之时，却没有足够的设备让她的智慧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1克镭的市场价格当时是10万美元。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尽管在一幢新建筑物里，但却没有足够的镭，她的实验室的那一点镭只能用于产生镭射气，供医院用来治疗癌症。
居里夫人对生活的艰难困苦无怨无艾，但对于设备缺乏而影响了她和她女儿伊伦娜的研究，却倍感遗憾。这些研究十分重要，急需尽早开始。
几周以后我回到了纽约。开始我本指望找到10位富有女性，每位如果捐助1万元，就可以买到1克镭送给居里夫人，从而让居里夫人继续进行研究。这样可以不必开展公开的募捐活动。
但是，后来我发现找不到10位妇女愿意联手帮助居里夫人买到她急需的1克镭。但是却有10万名妇女和一群男性愿意共同帮助居里夫人，他们有决心为居里夫人募集到购买1克镭的钱。
我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第一笔较大数目的援助是威廉·沃根·穆狄夫人提供的，她是一位美国诗人和剧作家的遗孀；第二笔来自赫伯特·胡佛先生。
当全国性活动展开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罗伯特·G·米德夫人担任秘书，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自己也是癌症预防工作者；尼古拉斯·F·布瑞狄夫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这些女性得到了一些男性科学家的支持，他们都十分清楚镭对人类的重要价值。其中有罗伯特·阿贝博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博士，前者是美国第一个使用镭医疗的外科医生，后者是克鲁克尔纪念癌症研究实验室主任。
没到一年的时间捐款就募集齐了。
科学家们选出一个由伍德博士领导的委员会去购买镭。美国所有生产镭的工厂都聚集一起来投标，最后，标价最低的一家工厂获得了订单。
巴黎《晨报》的主编史特凡纳·洛詹纳记叙了居里夫人一生中第二件难忘之事，那是我与她会面以后快一年的事，距离巴黎大学她第一次上讲台那动人的一幕已有15年。
这些年来，她从未在公众面前露面，全身心在实验室里忙于研究。1921年3月，洛詹纳先生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我拿起电话，听见有个声音说：“居里夫人想和您通话。”简直无法让我相信，可是，别又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吧？忽然，电话里传来了居里夫人的声音，这声音我以前虽然只听到过一次，却已经牢记不忘了，那是居里夫人在接替皮埃尔的讲座时讲的话：“当我们了解到19世纪开始的放射性研究已经为科学带来的进步时……”
现在居里夫人说：“我想告诉您，我准备到美国去一趟。作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因为美国是那么遥远而且它又那么辽阔。如果不是有人邀请我去，我恐怕永远也去不成的。我的确有些担心，但又夹着极大的喜悦。我从事的是放射性科学研究，因此知道在科学领域里我们在许多地方得益于美国。听说您很赞成我到美国去一趟，所以我首先告诉您，我已经决定去。不过请您暂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这位法国最伟大的女性说话时简直像个小姑娘，犹豫、颤抖着。她虽说每天与比雷电还危险的镭打交道，但只要遇到抛头露面的事情时，她就显得胆怯、踌躇。
我前面说过，她以前谢绝了几次去美国的机会，是因为她舍不得与她的两个女儿分开。我想，这次她最终答应做长途旅行和面对让她害怕的公众和传媒，部分原因是她要感谢那些支持她科学研究的广大美国公众，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次美国方面为她的两个女儿提供了与她一同做长途旅行的机会。
在传说中，科学家似乎总是冷酷无情，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而完全不顾及他人，但在居里夫人身上人们却看不到一丝这种痕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驾驶着自己改装的有X射线辐照设备的汽车，在战场上日夜奔跑，从一个医院奔向另一个医院，还自己洗衣、晾晒和熨衣。在这次赴美的长途海上航行中，有一次在岸上旅馆住宿时，除了我们一行5人以外，还有几个别的房客。当我走进居里夫人的房间时，她正在洗内衣。我告诉她，这种事情自有服务员做而用不着她来做。她立即回答说：“我经常自己洗衣服，习惯了。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住宿的人，服务员做的事够多的了。”
哈定总统（President Harding）准备在白宫举办的招待会上，亲自把募捐购买的那1克镭赠送给居里夫人。在招待会举办的前一天晚上，有人送来了赠送证书，精致的证书上写着美国妇女授予玛丽·居里任意使用这1克镭的权利。
她仔细看了证书上的赠文，又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件十分高尚和慷慨的礼物，但赠文不能这样写。这克镭值一大笔钱，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了美国妇女的崇高心意。这不应该是送给我个人的礼物，而应该是送给科学的。我现在身体很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死去。如果我去世了，这克镭就成了我个人的私有财产，而且将由我的两个女儿分享。我认为这样就亵渎了赠送这1克镭的崇高目的。这1克镭只能永远献给科学。您能让律师再起草一个文件，把这个目的写清楚吗？”
我说，这容易，过两天就会办妥。
她急了：“这件事必须今天晚上就办好，明天我将收下镭，而明天我也有可能突然去世。这件事不能等到明天再办。”
没办法，于是在那个5月的炎热夜晚，我们好不容易才请来了一位律师。她按照居里夫人写的草稿重新起草了一份文件，她在起程到华盛顿之前签了名。开尔文·柯立芝夫人（Mrs. Calvin Coolidge）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这个重新拟定的文件是这样写的：
根据1921年5月19日的协议，如果我去世了，我将把玛丽·居里镭基金会妇女执行委员会捐赠给我的1克镭，转给巴黎镭研究所，由居里实验室管理和使用。
这件事充分表明了镭的发现者的品格是如何始终如一；也充分显示她一年前对我说的话时如何出自肺腑：“镭的发现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任何个人的财富。它是一种天然的元素，应该属于整个人类。”
居里夫人很早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期望自己有一个安静的家，一个有鲜花和小鸟的花园，还有篱笆围墙的家。但这个梦想至今还没有成为现实。在美国乘火车穿越广阔的田野和山谷时，她经常很感兴趣地欣赏窗外景色，每当她看到小镇上一些带有花园的住宅时，就会对我说：“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家！”
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的生活中，没房子的事情只能排在第二位，因为那些本可以用来买房子的钱总是被他们用来购置实验室的设备。因此他们的家就只能因陋就简，看起来颇为寒酸了。对于皮埃尔·居里不幸早逝，她感到最伤感的不是他没住上好房子，而是他生前从来没有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实验室。
当她准备结婚时，居里夫人的一个亲戚送给了她一笔礼金用来买嫁妆。礼金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于像她这样住在巴黎的穷学生来说，却十分珍贵。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当时正是花季年华，而且姿色秀丽动人，又有极好的天赋，她当然不会不在意自己美丽的容颜，也不会不喜欢漂亮的衣裳。青年女子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岂能没有？但她的非同一般的理智，使她作出了最有利于她个人生活的选择。
她没有用这笔礼金购买婚宴礼服，结婚时仍然穿着从波兰带来的朴素服装，而把本该用来买婚服的钱买了两辆自行车，以便她和皮埃尔骑车远游，共享法国美丽的乡间风光。他们就是这样度过蜜月的。
当她在美国各地演讲和参观时，不断有人请居里夫人写自传，要求她把自己传奇的一生写下来。他们对她说，这件工作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对准备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学生来说，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她同意写。但是说：“我的生活都是一些很平凡、很单调的小事，哪能写出一本书来呢。我生于华沙一个教师的家庭。我与皮埃尔·居里结婚，有两个女孩。我在法国工作。”
这么伟大的女性却把自己看得这么平凡，这本身就蕴涵了一种伟大而谦逊的精神。
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被人们遗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往事在历史书上只留下几页记载时；当各种各样的政权瓦解、重建、又瓦解时，一切陷入虚无飘渺，但居里夫人的成就将永远被人们怀念、牢记和流传。
对于她以及她丈夫的研究工作，从1898年那个春天的早晨（到底是5月18日还是20日，居里夫人自己也不能确定
）开始，人们已经写出了不少的书，来描述镭的发现。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书，谁也不知道。那天清晨，在巴黎郊外的一间木棚屋里，经过了一整夜的苦苦守候，她终于把镭作为伟大的礼物献给了人类。科学家们还会对这种神奇的元素继续研究下去，还会获得更多的成果；但是，对这位伟大的女性本身，这本篇幅不大的自传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恐怕会远多于其他任何一本书。
她的信仰和人生观是：“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