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像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像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由伊丽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事件为起因，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n and 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但在这么高的尖顶之上射箭显然不行，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便于居高临下地观察双方阵势。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殴斗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