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伦布，我理解了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
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教堂。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笔时间账高迪不会去算，他只管建造，不问时间。
然而，正是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
作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天才，高迪精确大胆地掌握和发明了多种测量技术，但对他来说，这只是具体手段，不是总体行程。他把总体行程交给时间，交给未知，交给宿命。这个教堂如果他精密计划、按部就班、如期完成，他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建筑师，但他不是这样，一旦起步就时时有新的发现，每天上手总会迸发出大量创造的冲动，他已经不知道双脚会把他带到何方，更不知何时能够带到。
你可以责怪他延长了工期、扩大了投资、违背了契约，但仔细一看又不忍心责怪，因为他每一步都那么专注，毫不懈怠。他的这种神情和以往成就带来了广泛的信任，于是人们鼓励他任情随步，一路行去，不再催逼工期，不再询问路线，只欣赏他那副陶然神态。结果，他也就由一个建筑师上升为流浪者。
一百六十八年的工程当然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他终于去世，人们如果快速善后，把工程了结，看似完成遗愿，却没有理解他的流浪精神。幸好他的学生理解他，在他之后继续摸索着、摇晃着前进，不急不躁，不追不赶，居然至今未完，令人感佩。
更让我欣喜的是，学生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已经建好的外立面风格亦步亦趋，而是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时代格调，这就表明他们从老师的终点重新流浪。
重新流浪就不能在老师的终点之后划一条直线，而必须投入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厮磨。我想高迪会满意学生们的这种选择，他最终希望继续的，不是教堂，而是流浪。
我到那个教堂的工程现场整整看了一天。可以想像，即使从飞机上看，这也是让人惊骇的图像。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整齐街道，到了这里突然散开，为它让路。高迪的杰作如灵峰，如怪树，如仙窟，累累叠叠、郁郁繁繁、淋淋漓漓地结体成庄严。后续工程至今密布着脚手架，延续着高迪饱满的创作醉态又背离了他，以挺展的线条、干净的变形构建成一种新的伟大，以反驳的方式完成了对高迪的供奉和守护，同时又裹卷着高迪走上了他们的流浪之路。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他们想让自己的有生之年承接百年流浪之果。市政当局答复二十年，也出于同样的心态。究竟会要多少年谁也说不准，这座城市既然已经容忍了一百多年，也早已习惯把等待当作享受。
就凭这个教堂，凭高迪及其学生们和市民们的默契，把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的主题点化为流浪，更有了充足的证据和理由。
为什么市民们不按别的城市的荣誉概念，把巴塞罗那说成是“博览之城”、“奥运之城”，而偏偏自称是“高迪之城”？万国博览会和奥运会早已在全世界注目下胜利完成，而高迪却连一个教堂也没有做完，这样的命名看似荒唐，却没有异议，此间奥妙自可意会。
为了弥补以前对高迪的无知，我这次几乎追踪到了他在城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细打听，步步追问，凡有所闻，立即赶去。终于，我对这个流浪者有了更深的贴近。
他终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面镜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绝不放过。他最躲避的是常规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从常规出走，从定型逃离，连一椅一桌都进入了流浪。
他设计的建筑，极像一个个淌着蜂蜜的蜂巢，我想这时的他一定有一种蜜蜂的体认，随处留蜜又随处栖息，但一切都为了明日的飞翔。哥伦布在海中流浪，他在空中流浪。
高迪于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当时缺少图像传媒，路人不认识倒地的老人是谁，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了停尸房，他的衣物间找不到任何有关他身份的记号。但是，几天之后，“高迪之城”终于发现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张起来，四处查访，最后，全城长叹一声，知道了真相。
人们来到他的故居，瞻仰这个他日常居息的“蜂巢”，才发现，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这时大家似乎最终醒悟，这个单身汉时时都要出发，只能睡一张行军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