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城西的赫哲山旁，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
进入主厅，每个男人都要从一位老汉手中接过一顶黑色小纸帽戴上。主厅黝暗，像一个巨大的洞窟。屋顶有一扇窗，一束光亮进入，直照地下一座长明火炬。火焰燃得宁静，不露声色地把铸刻在地上的那些“现代地狱”的地名一一显现出来。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讲台，每年五月的一天，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都会站到这里，全城汽笛长鸣，各行各业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悼念两分钟。
离开主厅时，我把黑纸帽还给门口的老汉，说声谢谢，老汉点一点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指了指东边。东边，我没有料到，会有一个让我泪流不止的所在。
那是一座原石结构的建筑，门口用英文写着：亚伯拉罕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蒂塔，建造此馆纪念他们的儿子尤赛尔（U-ziel），尤赛尔一九四四年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纪念，因为还有一行怵目惊心的字：纪念被纳粹杀害的一百五十万名犹太儿童。
进入这个纪念馆要经过一条向下延伸的原石甬道，就像进入最尊贵的法老的墓道。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沉重地往前走，没想到一拐弯，就看到甬道尽头一幅真人大小的浮雕。是一张极其天真愉快的儿童的脸，年龄在三四岁之间，浮雕下分明写着他的名字：尤赛尔。
儿童的笑脸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心想，年迈的父母要在自己死亡前用这么多石头留住儿子的笑脸，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触动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从尤赛尔的浮雕像再向里一转，我肯定，所有的人都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为眼前一片漆黑的背景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笑容。男孩，女孩，微笑的，大笑的，装大人样的，撒娇的，调皮的都有。短发似乎在笑声中抖动，机灵全都在眼角中闪出。但他们，全被杀害了！
这些从遗物中找到的照片，不是用愤怒，不是用呼喊，而是用笑容面对你，你只能用泪眼凝视，一动不动，连拿手帕的动作都觉得是多余。
我不敢看周围，但已经感觉到，右边的老人已哽咽得喘不过气来，左边一个年轻的妻子一头扎在丈夫怀里，丈夫一只手擦着自己的眼泪，一只手慰抚着她的头发。
大家终于挪步，进入一个夜空般的大厅。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镜面结构，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虚。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
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走出这座纪念馆的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大家不再说话，慢慢走，终于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内弧形的三面体直插云霄，它纪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没有国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残的不仅仅是某个民族，而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不远处的墙角里放着一条小木船，旁边挂了一个说明，原来这条小木船是荷兰的反抗者组织在那最险恶的年月每天深夜用来偷渡犹太人的，一条船至多能坐三个人，加上另外几条，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纪念馆周围的花坛、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谢牌，感谢当年解救过犹太人的各国人民和各种组织。每个感谢牌边还种一棵树，如今已浓阴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因为有它存在，多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真正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记得去年寒风凛冽的一天，我曾来到德国柏林的一个老式体育场，希特勒在那里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次运动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抵制，因此当年这个体育场内的景况，是既嚣张又凄凉的。那些国家对希特勒的军事暴行无可奈何，但敢于抵制奥运会，原因就在于希特勒这次打扮出了一个文明的姿态，摇晃出了一个文化的美名，这就有机会让他看一看文明的底线了。
对野兽无可理喻，但野兽居然也念叨起奥林匹克，那就可以对它有态度了。
在罗马时，处处都避不开墨索里尼的影子，事实上他在保存和弘扬古代文物方面真是做了不少大手笔的事，有时还能在电台听到他当年演奏的乐曲，可见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