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甡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甡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徐甡民先生读过我的大多数文章，赞成我的这一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