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今天的欧洲几乎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正是这种声音，构成了这本书的“大情节”。散文本来是不追求大情节的，但这些大情节本身就在欧洲大地深处躲藏着，我和我的文字都避不开——
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
这个大情节表明，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幢幢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正开始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行者无疆》序）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