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波思艺术展览中心。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酸肮脏……
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维也纳的贵族们本来是不必对这样一个他们处处看不上眼的波恩人如此着意打量的，然而正是这个人，演奏出了无与伦比的音乐。他们早就为这样的音乐配置了一种人生等级，但这种等级在贝多芬面前粉碎了。他们当然也希望他的音乐足是一捅就破的肥皂泡，但捅来捅去捅不破，因此只能一直怒气冲冲地敏感于这样的音乐与这样的形貌之间的差距。越敏感，差距越大，痒痒地抠得他们浑身难受。解除难受的惟一出路，就是用谣言和中伤来传播贝多芬的不是。
18世纪的波思生活场景。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融入他们，但很快惊醒，万万不能。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琤琤，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围的眼神立即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他却撤离了生命的前沿，必然会快速地在交际酬酢中自沉自埋。诱惑那么强烈而坚持又那么困难，因此他必须穿起盔甲。他与贵族们格格不入的脾气、形貌、口气、衣着，就是他自卫的盔甲，一旦脱卸立即致命。
这样当然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这些人未必是贵族却是听众，他实在不想对他们也防范森严，但又怎么区分此间界线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恼。
如雄狮般暴烈的他，有时柔声细气。我读到过他的一句内心独白：“尽管野性难驯，但我内心本善。”
难驯的野性也会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语，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警策。他已经看出了反抗、自卫、自恃的峻厉，很可能会与善良产生矛盾，不仅会掩盖善良，而且也会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伟大，便与此有关。
伟大的音乐再加上善良的内心，贝多芬其实已经圆满。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波恩音乐厅草坪上的贝多芬头像。
1827年，贝多芬出殡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