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就想写一部长篇，用以容载我对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社会历史的思考，叙写一下我对人生的终极意义、对女性的生存价值的看法。我积累着素材，锤炼着自己的一个又一个观点，同时在写作中短篇小说乃于散文随笔之中，进行着谋篇布局和行文走笔的操练。我觉得我像是在孕育着一枚果实，也像是在积聚着一沟地火，随着时间的推移，果实在等候时机离蒂，地火在寻找出口奔突。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却总是摸不到那契机，觅不着喷发口，蕴积在心的人、事、物、情、思、意，无从涌出。我苦恼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永福路复兴路口的某家单位去办事。这家单位的办公楼是一座小巧玲珑的二层楼，结构极为精致：底层正中是个大客厅，四根圆柱兀然而立。正对大门的厅堂后方，是螺旋形上升的楼梯，通向二层楼去。客厅的东西两侧，是两间并不很大的偏房。二楼现在是做了办公室了，但看得出来，当年设计的时候，是专为房主的起居设立的：四开小间，全部朝阳。朝北一排隔出走廊。中间两室之间，有个两边都可开启的盥洗室，面积很大。两侧小屋，又各带有独立的小卫生间。依我推想，这中间两室，是房主夫妇的卧室，或是一人一间，或是一为卧室，一为书房；而两侧的小开间，想必是为下一代准备的了。
我非常欣赏这栋小楼。它占地不大，层次不多，但却十分实用。它追求的不是奢华，而是典雅。它适宜于那种和睦亲爱的小家庭，人与人、屋与屋之间既融洽，又相对地保持着独立，体现出了家庭组合中的一种开化和文明。与此同时，因了那底层的大客厅，它在营造出一家之温馨和舒适的同时，还具备了呼朋唤友主办小型聚会的能力，我相信当初的物主在设计时，一定是考虑了举行“party”的需要。而且我还由此而推测，这栋小楼的主人，一定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财，而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洋派人物。果不其然，后来我知道了，那房主，是一名在外洋轮上供职的大副，他于本世纪三十年代设计并建造了这栋楼，是用来安置他在上海娶下的爱妻的。
更使我为之心醉而且为之激动的，是这栋小楼后面的一片花园，以及朋友说给我听的关于这个花园的故事。花园不大，但树种甚多：兀然而立在园中的是两株法国梧桐；靠着墙根一圈冬青；几方花圃；沿着小楼阴面还有攀援而上的大片长春藤。朋友跟我说，就是在这片长春藤下，这个花园的主人前几年从海外专程赶来，挖出了四十年代末他们临走时埋藏下去的一坛黄金和银洋。朋友还告诉我，房主的亲戚，目前正在向有关机构申办落实政策，要求发还这一物产呢！
我一下子感到，我找到了我的喷发口。
那些早已活动在我心中的人物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他们本来就是属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中的中产阶层。他们的气质与这栋小楼非常吻合。他们的悲欢离合应该在这么一个舞台上演。
那些埋藏在我记忆深处的零星的景象、孤立的画面、不连续的情节，不完整的故事，竟奇迹般在我面对了这栋小楼时有机地组合了起来，并且开始反过来丰富和补充着我面前的现实，使我的脑中的图像比起这现实来，更加宏大，更加幽深，也更加绚丽多彩。我在想象中改造了这个花园，在属于我的花园中，我栽上了几株紫藤，并且因此而将它命名为“紫藤花园”。我还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把我曾经见到过的“维多利亚”式门窗搬进了我的“紫藤花园”，把我在许多年前曾参观过的某家人家大客厅内的大吊灯安到了我作品中的大厅里；甚至将我一个朋友所栖身的、当年是富豪人家安顿佣工所住的洋房偏楼，也移进了我的“紫藤花园”内。我的“紫藤花园”虽然由永福路上的小楼引出，却已经远不是那么狭小，那么封闭，那么清冷了。在重新营建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足可以写下四十余万字的空间。
我动了笔。
一年之后，我交了稿。
又一年，书面世了，就是《紫藤花园》。
《紫藤花园》是一部反映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之奋斗、挣扎、坎坷、无奈的命运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沈源，是一位沪上著名实业家。小说叙写了沈源在事业上和爱情上的追求，与之有爱情纠葛的有好几位女性，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紫藤”的女佣。小说的时间跨度甚大，从三十年代的“淞沪战争”直至九十年代的“浦东开发”，涉及地点主要是上海、台湾和香港。一栋花园里的小楼，最后引出了这样一部足以容纳我几十年生活积累的几十万字作品，在我，也是始料不及的。
199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