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会让人感到有趣：“上海女性”系列中篇的第一部《阿花》，作于大洋彼岸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七楼图书阅览室内i其时我随丈夫作短期出访。他忙于打各种交道，把我扔在一边。悉尼城里该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不久就感到十分寂寞。我的几句洋话只够应付日常“party”，专业性强一些的场合我便成了半聋哑。我很快患上了“思乡病”，感到自己象是一条活泼泼的鲜鱼被扔进了速冻箱。我开始用笔来解脱自己。偌大的阅览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车厢式的半封闭座位允许我创造自己的天地。我写上海，写生我育我的“山东路”，写看着我长大和与我一起长大的人，写见到过和听到过的事……我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亲情写着，每天都感到又回过一次家乡，筋骨舒展地遨游了一番属于我的浩淼水域。回国时，我的手提箱里有了十万字的《阿花》初稿。
之后两年间，我完成了《阿贞》和《阿惠》。
我为这3个中篇冠上“上海女性”的总题，并无深意，只是大白话-3篇小说，都是写上海人的。
我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上海人”这一生存群体，怀有很复杂的感情。
每当我在两行石库门的夹弄里听到婆婆妈妈们甚至还有叔伯兄弟们为几毛几分水费电费诟骂不休时，每当我在公交车上闻到发自白细如豆芽般的小伙子身上的甜甜的雪花膏香味，继而又见到他们扭着脖子嫌鄙身旁的“阿乡”和“外地人”时，每当我接触到那类白天象条虫般恹恹地孵于咖啡茶室，晚上象条龙般翩翩出没于舞场酒吧中的“白相人”，我就会憋不住地生起一股对“上海人”的厌憎鄙薄之情。这种时候，我常常超越了自我，好似我并不是“上海人”之一员，足可以冷静地评判上海人的是是非非，生相百态。
但有时候我却会失却这种冷静。我在外地工作过八年。那八年里，我最不能容忍外乡人对上海人的攻讦，实在惹恼了我，我就拒绝给他或她捎带上海货。调回上海后，此习难改，每每读到从总体上贬斥上海人的高论，便禁不住要腹诽一番。在我看来，上海人的平均智商数，不但在全国，恐怕在世界上，也可属高水平等级；上海人对十数亿同胞乃至整个人类的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上海人有一种气度，可以见异不怪，兼容并蓄；上海人有一种恒心，一旦认准了目标便全力以赴直至成功；上海人有一种判断力，可以在扑朔迷离月黑风高之际找出一团乱麻的线头、一片暗礁中的出路；上海人还非常能吃苦耐劳：可以在夏日37度高温时卧于三层阁的地板上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仅一碗泡饭半块乳腐下肚就两目炯炯有神地去挤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力争不迟到不扣奖金不影响建设举世闻名的大上海。上海人的自我价值观特别强，所以上海人尤富活力，上海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以促成自身的发达和扩展，君不见多少个前几年刚刚千辛万苦杀回老家来的“插兄插妹”，如今竟又组成了飘洋过海涌向外邦的滚滚洪流！上海人是开拓型的，不是保守型的；上海人是睿智型的，不是愚钝型的；上海人不穿长袍马褂，西服一上身就可体合身！
每每想到这一切，或者说是有人有事有环境氛围触发了我这样一些思索，我便失却了居高临下的冷静，隐退了许多不满和愤懑，手中锐利的解剖刀刹那间化为一把爱恋的红豆。我会忘乎所以地投入自己的情感，心中充满了对“上海人”的挚爱、宽容、同情和骄傲。《阿花》是我在异国他乡调动起了这种情感写成的，《阿贞》和《阿惠》，虽作成于本国本地“庐山之中”，执笔时也同样是把自己溶入了“永安弄”的芸芸众生里，同爱同喜同憎同悲，到后来竞有点分不清我是“上海女性”中的哪一个，哪一个“上海女性”才是我了。
强烈的情感投入使我过于偏爱了我自己笔下的上海老乡们。我赞赏阿花的义胆侠肠，钦佩陆宝宝的真心痴情，对木讷迂拙却不失其正直善良的棋痴洪剑春满怀怜惜之情（《阿花》）；我细细叙写了阿贞如何被命运无情地抛入贫穷与屈辱的深渊，读者一定看得出我无非是为她在不正常年代采取不正当手段与命运抗争作道义上的辩护（《阿贞》）；我对年青的阿惠尤其宽容：在并不避讳地描述了她那有悖于传统观念传统道德的言行举止的同时，我把她寻找自身价值的整个奋斗过程奉献给读者，我相信这正是需要人们“瞧一瞧光，注意它的美”的地方（《阿惠》）。即使是对于夺人所爱的郭平（《阿花》）、终生奉行拜金主义的李立立（《阿贞》）、粗俗淫荡的马博才（《阿贞》），只要在他们的人性中尚留一丝真和善，我也必不疏漏，叙而写之，不愿为构建诱人的冲突矛盾而遮掩他们身上的光点。
这有没有“美化”之嫌？有没有“拔高”之弊？我很忐忑。
但是我始终信奉一句名言：“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
19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