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
这是被文坛列入“朦胧派”诗群的女诗人谢烨于公元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写给她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信中的最后一句话。
是一种预感？是一份谶语？
五十八天后，公元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她被自己的丈夫，另一位也是写诗的，一度被尊为朦胧派帮主的，姓顾名城的男子，以利斧从背后砍中头部，血流如注地倒在新西兰威西克岛的林间小路上，在大声地**和大声地呼吸中，痛苦挣扎了两个小时，终告不治，死于医院，终年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时的她，浑身洋溢着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的智慧、才气、活力和魅力。她不但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进行交际，而且已经初通了德文；她不但持有汽车驾驶执照，而且学会了以电脑进行写作；她不但有诗作，而且以其清丽委婉的文笔和率直细腻的情感色彩显示出了她在散文写作方面的能力。她已经是一个母亲。她深爱她的儿子，给她那大名为“木耳”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妈宝”。儿子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在满口的英语中，夹杂了“妈宝”、“妈宝”这一绝对是中文发音的呼唤声，这使她欣喜万分，在给孩子的外婆写信寄相片时，她欣欣然地报告了这个只有在母性的灵敏的心中方能激起大波大澜的大发现。她颀长的身材丰满了起来，厚实的肩膀记载着她自1987年出国至1993年被杀的六年间，开垦荒岛、养鸡伐木、学习陌生的异邦语言和各种生活的技能、打工做买卖以养活自己以及要吃要喝却又作不屑状的丈夫、帮助夫姐、兄弟、乃至于情敌出国、相夫教子在异域立足图发展的数年如一日的千辛万苦。她虽然备尝来自于物质世界的艰辛和来自于那位自私男子给予她的精神上的折磨，但她依然年青而美丽。那张摄于她已过而立之年的相片，足以显示出她端庄却又不失其妩媚的风姿。
她的生命之花才刚开足，果实尚在孕育。她才刚经过人事世事的洗礼，在生活的操练场上眼看已近成熟。她的生活历程才刚行去一半，披荆斩棘之途已过，后面的路势必会好走得多。她已经发育修炼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人，如能享其天年，必能更作一番事业。她终于不再相信那些心造的虚象和幻影，不再迷恋人工编织的“天才”桂冠，在寄给母亲的那最后一封家信中，她用了毫不朦胧的大白话为自己下了定论：
“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
可是，一旦她力图从那牢牢地包裹着她的所谓“顾城是个天才”的神话中挣扎出来，她就不再见容于那位神话的主人公了。号称“童话诗人”的顾城，以最不童话的方式，毋庸置疑地砍杀了她，剥夺了她生的权利。
谢烨的悲剧，在于她过深地陷入那种人为的“天才”之说了。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结识的顾城真的是一名千载难逢的“天才”，因而自己为“天才”所爱，最后还成了“天才”之妻，在她乃是一件幸事、一种荣耀。她被世人、特别是文人所营造的、由顾城所默认的、由顾城的家人尤其是其父顾工所倾力热炒的、因了舆论传媒的出于各种目的之鼓吹而格外五彩缤纷的海市蜃楼所迷惑、所诱导、所裹挟，到后来，连她自己也参与到了编织那太上虚境的行列之中去了。作为一个作家，兼之是顾城之妻，她写过一些文笔清丽的散文，有意无意地在顾城的所谓“天才”的光环上再添了几笔重彩。她虽然有时也不免对那位她已日深了解的男人究竟为何物发生怀疑，但树立一个信念难，推翻一个曾经深信不疑的信念有时更难，人们往往只能以宁可信其有、不必信其无的方法来得过且过，谢烨也不能免此俗。她在一封家信中曾这样说：
“顾城的怪，就是他的天才，他的天才，就是他的怪。”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她一年又一年地努力理解和勉力承受着顾城之怪，排解着来自于她的亲人、来自于她的友人、也来自于她自己心头的不认为怪即“天才”的种种怀疑、不满和责难。也正是依据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她对顾城的迁就和忍让，到了常人、尤其是女人所难以做到，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地步——且不说顾城可以当了她的面把一大碗面条砸到她的母亲头上，也不说她为顾城开车、翻译、打字、操持家务、挣钱糊口，却会因这“天才”的一时性起而遭到掐脖子吃耳光的折磨，更不论这“天才”从北京引了个小女子来做妾，让她“和睦亲爱”地一男二女的同吃同住同床，就说生了个顾家亲骨肉罢，这位“天才”竟会“怪”到连自己的儿子都容纳不了，直言不讳地说什么“木耳跟我无缘”，非将他逐出不可，还白纸黑字地立了文书将他划归到了毛利酋长的名下。报载，可怜的小母亲谢烨，为了与跟着毛利人住于山上的儿子说几句话，竟凭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会了打旗语，母子两人，好似特务秘密接头般，隔山隔水地遥遥相望，挥着手中的小旗作情感交流，而阻隔他们的，不是别人，竟是那位号称“童话诗人”的他们的亲夫亲爸！
怪到如此地步，还要把份怪阐释为“天才”，即便是谢烨，也终于到了实在想不通、实在不能再宽宏大量下去、实在无以忍受的极限了。她终于难以自制地向友人倾诉了自己的怨怼，说最好是飞机失事，一了百了；她终于不再竭力为那位“天才”辩解，不再煞费苦心地消解母亲对那位她从来也没满意过的女婿的反感，而是在家信中老老实实地承认她的夫家“思想方式是比较奇怪的”，“太奇怪”，反过来告诫母亲“尽量少（别）和顾家联系”；她终于从那个“天才”梦中苏醒了过来，不再以身为天才妻而荣而乐而任劳任怨，认识到了“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而且萌生了离开那心造的幻影过踏踏实实的现实生活的愿望。她还终于将自己的愿望化为了行动，与顾城分居，并且开始协议离婚。这一切，都是她觉醒的开端，她眼看着就可以摆脱了那缠绕了她十多年的噩梦，走向一片开阔的新天地了。
她的觉醒晚了一步。她不如那位当过一阵子妾（或者称“情人”也罢）的“英儿”，不如她果断，不如她有心计，不如她善于抓住时机，及时出逃，不如那彻底现代的女性为生存的需要可以当机立断地恩断义绝。她一接到那“天才”打来的电话，就会如约前去会面，心不存一丝疑窦。做了那么些年的夫妻，她竟还不能料到这“天才”是如此周密地布下了杀场，会候在她的来路上，凭藉着花草树木的遮掩，从背后向她的头部挥起锋利的斧头。她纵有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却至死都没预见到自己的悲剧。她的悲剧，竟在于她的善良！
她生于公元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原名张红，因为母亲谢文娥与她的父亲离异，她由母亲抚养而改姓谢，更名为烨。一九七七年她步入社会，在上海无线电11厂工作。七九年在火车上与顾城相识，八三年于上海长宁区登记结婚。她出国后一心扶助顾城，按顾城自己的说法，充当了他的“拐杖”和“眼睛”，“付出了精神上、情感上及文学创作上的巨大牺牲”（见犁青所撰《一个朦胧派诗人的沉沦与毁灭》），留下的遗作多为散文，部分收于日前畅销的《英儿》中。她写有并不很多的抒情诗，有三首被收入由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其中的《我相信，我不相信》可称代表作。时至今日，我们读这三首诗，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位女诗人的盈盈才气，而其中的有些诗句，简直成了她自身的写照：
我将属于海洋
属于那些纯洁的生命
我和浪花一起去奉献花采
去热爱牺牲的珊瑚
呜呼谢烨，你的悲剧，留给了后人太多太多思考的空间！
19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