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教授是下午三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十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十年前大陆上八亿农民中除去四亿妇女和两亿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识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40年代中期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二十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八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瓣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个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