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举行了“中国诗歌之夜”。会场设在河边一个现代派造型的剧场里。台上挂着二道幕，白色幕布上涂上、也许是洒上或甩上去各种颜色，相当好看，就是有点乱的慌。幕布前边放了一排椅子，所有的中国人和要在这会上朗诵的演员全面对观众坐在椅子上，演员们用马基顿语朗诵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严辰、萧三、邵燕祥、公刘、李瑛等人的诗。到会的中国人，邹荻帆、张志民、刘绍棠和我，各朗诵两首中文诗，由翻译先把译稿读一遍。
邹荻帆和张志民的诗，全是从南斯拉夫出的中国诗集中选出来的，已有译文。只有我和刘绍棠是专为这诗歌晚会现写的，现由大会雇用的翻译在我朗诵前由他口译一下。
我年轻时也写过诗，但从未被人们看上眼，我也明白自己诗才有限便以停写来藏拙。这次我写了两首与邹荻帆、张志民的诗一块朗诵，实在是打鸭子上架，为了不至出丑只得从表演上去找补。我上台演过戏，胆大皮厚，便把那诗分成高高低低的音调，快快慢慢的节奏，再配合上举手、昂头、作苦脸之类的动作。这样全武行地一闹果然剧场效果大增，为我鼓掌的人显然比给两位正式诗人鼓掌还用劲，两位诗人无可奈何。整个晚会都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度过的。马其顿姑娘们向每一个朗诵诗歌的人都献了花。原来传说只有现代派和朦胧诗才会受欢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主义的诗，读到精彩的句子时人们也鼓掌。
我们的诗受到欢迎，自然和翻译的成功分不开，为我们口译的大会雇来的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学了几年汉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又娶了一个广东知青作妻子。他的汉语水平和聪明看来满够用。诗大概是译得不错的。但他也学了一身北京某些青年的那股吊儿郎当的油气。他没参加任何单位，只在作自由的职业翻译。
可他又和中国人挺友好。让他陪着买东西，决不会吃亏。他对中国的感情发自内心，很自然。
诗歌晚会散场后，马其顿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文学界宴请中国代表团，这在大会是例外的待遇。其他代表团都由一个统一的欢迎派对招待。出席宴会的虽然只限于南中两国的人员，可人数很多，外交界首脑，各共和国作协**，大会主持人，全到了。宴会设在珍珠饭店的二楼大阳台上。下边露天酒吧正在跳交谊舞和民族舞，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俯身一看灯光闪耀，色彩缤纷，充满了快乐气氛。但这里跳舞的多半是30岁以上的人，没有太年轻的。地下室还有个迪斯科舞会，年轻人都上那儿去。一位作家领我到地下室看看。那里更热烈、更活泼。喊呀、鼓掌、跺脚应有尽有。有成对跳的，有单人跳的。单人独跳，自得其乐的人更为多些，我问领我来的那位作家：“你不跳吗？”他说他这年纪混在年轻人中未免有点惭愧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我们***同志60岁还带头跳迪斯科呢，从这点看中国人自有走得远的地方。我当真认为宾雁的青年气概是十分可贵的。
宴会前一半连谈连吃很轻松、很友好，谈到中间，有人提出中间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话题来了，空气骤然紧张。诗稿的编辑者马其顿作协**杜多罗夫斯基、马其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塞尔维亚作协**布拉可维奇都发了言。据说今天郊游时他们知道了这本诗碰到困难。他们表示，如果是出于印刷、发行等技术上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果别的原因就很遗憾。马其顿人很难想象在他们的诗集里可以没有那位诗人的诗……他们措词、口吻不一，但观点一致、态度一致。每个人都谈得很长，我认真地听着，饭吃到午夜，快散了，他们想听听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大家坦率、热情的发言，我相信凭我们的友谊，我们总会找到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来使诗集早日出版，今天晚了，明天再说。”
这天晚上回来，有人对我发出忠告。说我为这诗集作的考虑是多余的，应当按南方提供的书稿原样出版。另外方面如果也要求出本W诗人的书，也照出。叫他们去吵好了。中国作家不用管这些闲事，不必自找麻烦。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和勇敢，但谢绝了他的独到建议。我觉得那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交友之道，中国交友讲究与人为善，息事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