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月22日早晨从北京上了飞机。飞机就在空中与太阳竞赛，结果飞机赢了，太阳输了。在空中飞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到贝尔格莱德刚刚中午。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叫波芭。长得很漂亮，也很能干，凡到过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尤其是男作家，回国后没有一个不说起她。所以没见面我就被灌了一耳朵关于波芭的好话甚至有点嫌人们对她赞美太多，怀疑男士们太容易动情。到贝尔格莱德机场，我看到一位三十来岁，亭亭玉立、薄施脂粉、落落大方的女性站在中国文化参赞身边，便晓得这就是她。果然，她就走了过来，伸出一只手……
“你就是波芭？”我不等她开口就抢着说：“关于你我知道太多了！”
“噢，你不会比她知道的更多。”说着她从身后拉过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要见见你们，据说有些问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小姑娘一本正经地向我行了个屈膝礼。
波芭在几分钟之内，和所有人握过手，问过好，然后宣布马上去机场餐厅休息和吃饭，她说：“天还早，你们不必出机场了，休息一会儿就换乘另一架飞机去斯特鲁卡吧！”
小姑娘就跟着我。她拉来大使馆一位二秘当翻译，对我说：“我妈妈打算把我嫁给中国人。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做中国人的妻子是不是很困难的事？听说你们喝茶是不放糖的，好像还不许养狗。”
我告诉她，不必担心。按照中国法律她至少还要过十年才能出嫁，那时说不定中国人喝茶就放糖了。也许还能养狗了。
“那就好了！”小姑娘说着叹了口气，“我妈妈说中国人很好。可她自己并不打算嫁中国人！”
“为什么要你嫁呢？”
“她跟柴参赞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喝咖啡，柴参赞说他喜欢我，愿意叫我嫁给他儿子。妈妈就答应了，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真不像话！”
机场的餐厅是个长形的屋子。我们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那里先就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在看书，波芭介绍说这是位希腊诗人，也要去斯特鲁卡的。大家握过手后诗人仍然低下头看他的书——他和我一样，既不懂塞尔维亚语，也不懂德语和英语。这儿连使馆的同志至少有七个人会说中文。说希腊语的就是他一个。他只好低头读自己的书，八成那书也是希腊文的。
这顿饭吃得很从容。一边吃一边谈访问日程。中间夹着问候互相熟悉的朋友。过了不久南联邦作协的秘书长伊万·伊凡尼夫妇也赶来了。他要和我们一道去斯特鲁卡。席间他告诉我，南斯拉夫最近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选》的第二种语言译本——马其顿文本，夏天他们刚出了塞文的。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出版了两种文字的译本，效率很高。我表示感谢。
我们谈了他们出版中国诗选的情况，照理我应当谈谈中国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情况。当初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各出一本对方的诗选。现在南方出了我们的诗，我们却还没出南方的诗，看来好像我们失约了。但是且慢，这里还有隐情。
我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提供的稿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和我们别的选题重复，所以我们还没最后编写，这次来我还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一旦商定，我们会出得很快。”
伊凡尼友好地说：“会有时间商量的。”
波芭笑着挤挤眼说：“怕不只是选题重复的原因吧？”
“关于这部诗稿……”我正想借机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她却把手一拍说：“不用向我解释，会有人请你解释的。我的职责是让你在南斯拉夫过得舒适、愉快。等你们从马其顿回来请你们到我家去喝咖啡，我煮的咖啡比这里的好多了。”
说完她替我斟满了一杯啤酒，冲我一笑，笑得充满理解、同情和信任，于是我再不怪我们的男作家太容易动情了。反觉得她确实值得赞美。能干、美丽、友好。她多少使我松弛了一下心情，觉得我面对的问题可能还不那么糟。登上去斯特鲁卡的飞机后，我居然睡了一小觉。午夜十一点时到达斯特鲁卡。北京已是早晨七时，恰好离家整整一昼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