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足以令人引以为豪的时刻。
1984年6月23日，在以超级繁华而闻名于世的日本东京气派的新高轮王子饭店里，灯光炯亮，谈笑风生，随着霓虹灯银蝶般的闪烁，福建省驻香港华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彬藩著《茶经新篇》日文版出版纪念酒会在欢快浓烈的气氛中进行着。
中等身材的陈彬藩，一身质地上好的黑色西服，雪白的衬衫结扎着一条枣红色斜格领带，脚上一双锃亮的深褐色皮鞋，显得分外精干、潇洒，既有学者的气质，又具外交官员的风度。与其并肩站立的是他的夫人彭懿女士，得体的西服裙裾，微笑的面孔，委实落落大方。深谙内情的人知晓，陈彬藩偕同夫人彭懿出席今晚的酒会，与其说是出于礼仪，莫如说《茶经新篇》是他们共同用心血孕育的产儿。
参加纪念酒会的，有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和夫人，还有日本国际贸易***常务理事、东京丸一株式会社社长谷泰宏先生以及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社长森住和弘先生等诸多的日本朋友。席间，一次次热情洋溢的讲话，一次次坚实有力的掌声，凝固成一串掷地有声的文字：陈彬藩著《茶经新篇》，积几十年潜心钻研和亲身实践，有理论研究，有文史资料，有技术探索，有品饮艺术，内容广泛，可补《茶经》之不足。《茶经新篇》日文版的出版，不仅为中日两国的贸易编织多彩的纽带，而且对两国的文化交流将开辟更加广阔的渠道，从而也预示着中国的茶文化将迈向新的辉煌。
对陈彬藩这由衷的赞誉，对陈彬藩这殷切的评语，在人们面前甩出一条夺目的而又扑朔迷离的长长的轨迹。
陈彬藩生于福建省长乐县江田乡，幼年家境贫寒，经常忍受失学的痛苦，是共产党抚育了他，使他能成为新中国的大学生，进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学习茶叶专业。
在安徽农学院日日夜夜里，陈彬藩在我国茶知识和茶文化的波澜浩淼的大海中奋臂遨游，开阔了视野，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不仅将被誉为我国“茶圣”的陆羽所著《茶经》作为必修课，精心研读，而且对茶的起源及其发展变化，茶叶的种类及其分布，茶叶的采制及其饮茶的功效，围绕啜茶生发的茶文化等等，进行了系统而广泛的涉猎。中国的茶叶历史悠久灿烂，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悠久的茶叶历史是由于后人持续不断的谱写，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是由于后人锲而不舍的发展和充实，胸臆中充满着豪迈和奋进感的陈彬藩决心做一个后来者。
当1954年血气方刚的陈彬藩在安徽农学院毕业后，响应党提出建设祖国大西南的号召，被分配到西康省农业技术指导所工作，1956年因西康与四川合并，又调到四川省农业厅工作。四川不仅是物华天宝，人灵地杰，而且是我国的主要产茶省和我国种植茶叶的发祥地，茶区辽阔，茶树品种和茶叶种类繁多，且茶农的经验十分丰富。陈彬藩深知，只有将书本知识和具体实践水**融地结合在一起，才会获得富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为施展自己的抱负奠定坚实的基础。
于是，陈彬藩甩开具有冲刺力的双腿，在四川工作22年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巴山蜀水的100多个主要茶乡。多少个日出日落，多少次废寝忘食，实地考察学习，然后又将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用于推广。在谈到四川茶业的发展过程中，陈彬藩概略地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茶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苦的过程。50年代初期，四川茶叶生产恢复发展较快，1956年全省茶叶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70年代，全省出现了开荒种茶热潮，全省茶叶科技工作者和茶区人民一道，兴办联办茶场，发展新式茶园100多万亩。80年代后，四川茶叶界的同行们更加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大搞科学种茶，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不到10年，全省年产茶叶由30余万担猛增到100万担以上，跃居全国第3位，出口红茶增长到30余万担，居全国第2位。……陈彬藩这番充满自豪的话语，虽然字里行间没有透露他丝毫的功绩，但“此处无声胜有声”，他在四川茶业战线工作期间，不但根据积累的大量实际经验撰写了《科学种茶》等论著，而且还将历史上关于世界最早茶叶市场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了确凿的结论：是在中国四川省彭山县境内的武阳。这比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拉斯断定“在第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之说提前了50多年，也纠正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把王褒《僮约》上的“武阳买茶”引为“武都（甘肃武都县）买（当作卖）茶”的错误。
陈彬藩学有所用，并且在茶叶学说中颇有建树，其知名度在茶业界不胫而走。
1976年，中央农业、外贸和商业三个部要拍摄全国第一部茶叶科教片，陈彬藩和好友杜长煜被聘任为顾问，与峨嵋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到福建茶区工作。命运的安排使他有机会认识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的伍洪祥，伍洪祥很赏识他的才干，决定把他们从四川调回家乡从事茶叶的对外贸易工作。
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契机。但只有契机与才华联姻，才会产生质的闪光。
1978年，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隆重召开。几天以后，便有许多外宾向大会提出要求，请一位茶叶专家介绍一下中国茶叶情况。外宾的要求，恰中主持交易会的外贸部同志的下怀。这不正是借以向外宾宣传中国茶叶、促进贸易的绝好良机么？于是，他立刻想到了陈彬藩，请他唱主角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陈彬藩听罢，充满信心地点头应诺。艺高人胆大，当记者招待会帷幕拉开，陈彬藩登上讲台，面对一个个气度不凡的洋老板，他镇定从容，如数家珍般地将中国茶叶的历史、种类、形状、特性以及品饮艺术等做了介绍，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加之声情并茂，博得外宾的高度褒奖和赞誉。事后，美国、加拿大、英国和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新闻媒介纷纷发表了陈彬藩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香港《镜报》月刊社长兼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四民先生立刻对陈彬藩进行了采访，写了访问记——《中国茶叶纵横谈》，并提出请陈彬藩为《镜报》的“茶经新篇”专栏撰写连载文章。
就在这时，陈彬藩与他的夫人彭懿在对待茶的认识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陈彬藩与彭懿是在四川相识并结为连理的。前些年，陈彬藩大部分时间奔波于茶区，与妻子共同生活的日子并不多。再则，由于彭懿是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与陈彬藩从事的茶业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在饮茶的嗜好上大相径庭。陈彬藩对茶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彭懿对茶却是有一搭无一搭；陈彬藩喜欢沏茶细呷，品香玩味，彭懿却是不饮则已，一饮便宛如端起一碗凉白开样大口喝下。不久，彭懿因工作过于劳累，患了肝胆病和冠心病。陈彬藩想起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的诗句，决心把妻子培养成知音和“爱茶人”。于是，他便向彭懿讲解饮茶能够帮助消化，降低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等功效，劝其练习饮茶。为了治病，彭懿接受了陈彬藩的开导。起初，她只能饮少量清淡的花茶和绿茶，渐渐就能和陈彬藩一起泡饮浓酽的乌龙茶，并且体会到饮茶对医治她的病确有辅助疗效，从此产生了饮茶的爱好。每当夜阑无事，彭懿总要泡上一壶酽茶，一面品茗，一面要陈彬藩讲述茶的知识。陈彬藩自然是乐不可支，从而品茗谈茶成了他们夫妻间夜晚的主要话题。从茶的起源，茶的功效，茶的掌故，到茶具艺术，选茶、泡茶、贮茶的方法，无不成了陈彬藩兴致勃勃的谈资。彭懿呢，每每都是洗耳恭听。
“彬藩，你再写一本茶书吧！”彭懿突然提议。
“噢，谈谈你的想法！”陈彬藩先是微微一怔，继而喜上眉梢。
“我觉得你再写出一本很好的茶书，不但可以向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的茶知识，而且对促进茶叶外贸也会大有裨益。”彭懿的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你这个想法很好！”陈彬藩表示赞同。
这样徐四民先生的盛情约稿，妻子彭懿的热切期望，两者不谋而合，使陈彬藩当即决定为香港《镜报》的“茶经新篇”专栏撰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彬藩在《镜报》的“茶经新篇”专栏连续发表13篇文章，深受海外喜爱中国茶叶人士的赞赏，并被日本等国翻译传播。嗣后，陈彬藩一鼓作气，又写了10篇新作，连同发表的13篇结集成册，定名为《茶经新篇》，1980年由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此书一经问世，立刻产生振聋发聩的反响。短短几年，销售一再告罄，曾三次再版，印数高达数万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挥笔为此书写下“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也能醉人”的佳句，赠给陈彬藩。93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台湾看到陈彬藩著的《茶经新篇》，兴奋地写下“赏心悦目诗书画，煮茶品茗色味香”。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版了日文版《茶经新篇》，在本国广泛发行，并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出版纪念酒会。这便是本文开头描写的情景。当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国家副**的王震，在日本访问时看到日文版《茶经新篇》，不但欣喜地接见了陈彬藩，还亲笔写下了“饮茶康乐”的贺词。
就在陈彬藩“人以书名”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茶叶学者时，他的工作发生了重要移位，由技术岗位转移到商务上，因福建省筹建了茶叶进出口公司，陈彬藩被任命为副经理。不久，他又奉调到日本，作为福建省外贸总公司驻日本国全权代表，开辟中国乌龙茶的国际市场。
虽然说陈彬藩的工作移位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出本行，但是工作性质却有很大的不同，况且他新担负的使命是严峻的。
当时，中国乌龙茶在日本的年销售是100多吨，而台湾就占了40多吨。这个数据对比与以盛产乌龙茶而名扬于世的福建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称。
陈彬藩的受命就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
然而，不利的严峻局面，恰恰需要开拓者。陈彬藩毅然地顶盔披甲，威风八面地抵达了日本。
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取决于对客观对象深入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陈彬藩来到日本，接着便对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神户、冲绳等城市的茶叶市场和茶区调查了解及参观访问，并在日本茶界广交朋友，同时进行茶文化交流。
陈彬藩通过深入的而不是蜻蜓点水的、具体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调查了解，得知，日本植茶业发展很快，截止目前，全国茶园面积达到90万亩，产茶220万担，平均每亩产量高达247斤，是世界50多个产茶国中单产最高的国家，并且实现了茶园良种化和采茶制茶机械化，一跃成为世界先进产茶国之一，很多先进经验和技术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近两年来，日本的茶叶消费量大幅度锐减。究其症结，除了日本年轻人喜欢喝咖啡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痼疾是日本茶叶品种的单一化，不能适应人们生活多种多样的需求。日本所产茶叶绝大部分是蒸青绿茶——“煎茶”。另一个诱因是因为蒸青绿茶的品质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他们在茶园管理上，为了追求单产，施用化肥过多，因而影响了茶叶的品质。在制茶工艺上，他们也是只求蒸青茶颜色碧绿，而忽视了香气、滋味的提高，所以制出的绿茶品质不能达到消费者的要求。然而，我国各茶区的茶树品种不但资源丰富，所产茶叶品种繁多，而且品质优良。特别是日本开始兴起的爱喝中国的乌龙茶，其茶叶的主要产地在福建、广东和台湾。但是福建的乌龙茶历史最久，产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因为福建茶区具备了三个无可取代的条件，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异的茶树品种资源和精湛的传统制茶工艺。过去日本曾经重金聘请中国工人传授乌龙茶制法，虽然经过多次试制，终因缺少福建那些优越条件而未获成功。面对这个不可多得的机遇，陈彬藩坦率地告诉日本茶界的朋友，如果利用日本刚刚掀起的“乌龙茶热”，从福建出口适当数量的乌龙茶，不但不会损害日本植茶业的利益，而且会迅速扭转日本茶叶品种单一的弱点，促进茶叶消费量的增长。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无商不奸”。陈彬藩认为，这恰恰是旧商人的一种短视病和致命伤。我们现在的商务工作者，应该是买卖交易“诚”第一，不能见利忘义。“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
陈彬藩在促进福建乌龙茶在日本销售期间，有位日本茶叶商人为了让人们大量饮用乌龙茶，从中牟取暴利，利用电视广告等手段，把乌龙茶宣传成消肥减胖的神丹妙药，这样的不恰当宣传，一定会物极必反。为了正本清源，陈彬藩反复告诉日本各界朋友，乌龙茶无疑是一种良好的饮料，经常饮用的确可以起到消化油腻、防止胆固醇和血压增高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但是由于人们的体质和生活习惯不同，饮用效果也会不尽相同。如果把饮用乌龙茶作为治疗肥胖病的特效药物，就不恰如其分了。陈彬藩开诚公布的介绍，赢得了日本朋友的高度赞誉和信任。日本国际贸易***的朋友向陈彬藩透露，有些茶商将多年积压的陈茶甚至将越南、泰国的土茶都冒充中国的乌龙茶大肆兜售，还有的把乌龙茶中普通品种冒充名牌“铁观音”和“武夷岩茶”高价出售，致使不少消费者上当受骗，同时严重损害了中国正宗乌龙茶的声誉。他们还向陈彬藩建议，假货问题是无法根除的，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增加乌龙茶的货源，在技术上直接多搞小包装茶出口，并迅速向日本政府做好商标登记注册工作，就可以有效地打击鱼目混珠的冒牌货，使真正的中国乌龙茶占领日本市场。陈彬藩不仅采纳了他们的合理建议，而且通过自己的市场调查，发现日本人对饮料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冷饮，就大胆与日本技术人员合作，研制生产茶水饮料，这种凉饮料的易拉罐头，能保存半年不变质，深受日本人欢迎，销量立即猛涨，使中国的乌龙茶在日本由年销量仅100吨陡地跃升到1万多吨，福建占7000多吨（包括经香港、新加坡转口），台湾也占到3000吨。
有人说中国乌龙茶在日本的销售市场是陈彬藩一手拓展开的，是中国货在日本销售最成功的，这一点丝毫没有夸张。
陈彬藩所以能够赢得日本各界朋友的尊敬和信任，除了“诚之所感，触处皆通”外，还经历了一个不打不相识的过程。
当陈彬藩踏上日本国土后，日本有关方面邀请他到一个档次极高的茶道馆去参观全日本人引以为荣的茶道表演。表演刚刚结束，日方一个新闻记者突然说道：“陈先生，请谈谈观感吧。”那口气，带着不可掩饰的傲慢和轻蔑。
陈彬藩不为对方的表现所动容，爽快应答，不卑不亢，他首先从唐朝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由日本到中国浙江天台山留学的最澄禅师回国时把中国茶叶带到日本，在近江的台麓山种植，从而成为日本种植茶叶的创始人说起，进而谈到这次参观茶道所用的炭炉、水缸、茶釜、茶碗的款式，碾成粉末状的“抹茶”，以及煮水、冲茶的方式方法，和中国唐宋时代书中所描绘的大致相同，最后加重语气讲：“茶道是日本民族长期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又是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孕育而成的艺术花朵。不过我个人认为茶道还存着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保守因素，不利于茶道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师徒秘传、嫡系相承的‘家元制度’，限制了茶道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茶道中过分讲究礼仪而忽略了评茶论质这个主要内容；而且使与会者拘束于脱离现代生活实际的呆板礼节，也会降低品茶的效果。”
这位记者听罢，显得有些面子受损，尴尬地一笑，接着带着明显的质问和嘲讽道：“陈先生，既然中国是茶的祖先，你们为什么没有茶道？”
陈彬藩依然面带笑容，神态大度：“在中国，‘道’这个字的含义与日本有所不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中国人对‘道’的认识和理解，是多么崇髙和严肃。所以我们中国不习惯随便使用‘茶道’的词汇。而日本对道字的理解，不那么严肃，便产生了‘茶道’、‘花道’、‘棋道’、‘剑道’这些词汇。”这番高论，使在座日本客人肃然起敬，连连点头称是。他还说，中国饮茶已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对于制茶、烹茶和品茶的方法，历代都有改进和发展，所以中国的品茶方式和鉴赏标准也十分考究，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风格的中国式的品茶艺术，可以综合地称为中国茶文化。
侃侃而谈的陈彬藩述说到这里，进一步解释道：茶在中国是“举国之饮”。品茶不单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而且还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品茶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熏陶。人们在饮茶中，要领悟到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中国茶圣陆羽这种淡泊明志和高风气节，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茶道”。现代中国茶人提倡茶精神——先苦后甜，也是中国的“茶道”。传统的中国茶文化与礼、敬、和、爱等传统的中国道德一脉相承。家庭之中，后辈给长辈奉茶，是为知礼；朋友之间，客来茶当酒，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之间有罅隙，品茗交谈，可以拆除樊篱，体现“礼之用，和为贵”；当你进取时，灵芽催灵感，有助于你发挥创造性，这些都体现中国茶文化，按日本人习惯说法也可以说是中国茶道的内涵。
不知被陈彬藩渊博深邃的“茶论”所折服，还是被陈彬藩非凡的气度所感化，那位原先态度十分傲慢的记者对陈彬藩的态度来了个180°大转弯，会上一直为陈彬藩唱赞歌。
陈彬藩出类拔萃的学识和工作能力，不但受到日本朋友的倾慕，而且还受到我国领导人的赏识和赞扬。
1983年初，陈彬藩被提拔担任福建省驻香港的总代表机构——华闽公司总经理。1985年8月，他被选为福建省副省长兼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1989年春，他被选调到湖南省任副省长。1983年底，他又出任“京官”，被调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任副**和党组书记。
但是，职位的升迁，使命的更迭，陈彬藩对茶叶的独钟一往情深，矢志不渝。他继出版《茶经新篇》后，又相继出版了《古今茶话》、《茶事春秋》等茶论专著。
两年前，到过世界58个国家考察访问过的陈彬藩感到，中国茶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的影响非常之大。中国茶文化这颗璀燦夺目的文化艺术明珠，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应该是属于世界的。于是，他和原浙江省政协**王家相一起，倡议成立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并荣任常务副会长。
1993年11月18日，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浙江正式诞生了。这是陈彬藩对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大视野。
这是陈彬藩着力将中国茶叶推向国际市场的新举措。
那么，全球掀起饮茶热，也将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199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