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因为学校比较偏远，财务去一趟银行比较困难，所以城里单位发的是银行卡数字，而这个破学校发的仍然是现金。
当然了，学校里的职工也乐于领现金。因为方圆十里之内，找不到一个银行柜员机，揣张银行卡在兜里，无论里面数字有多大，你也从农民手里买不到一根葱。
惟有现金最实在。对于男职工而言，现金就更实在。
因为领个数字回家，老婆记得清清楚楚；而领一沓现金在手，路上抽掉一张，回家说某时某刻犯过错误扣了奖金，老婆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总之，这里的人还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天早上，周伟良从既兼财务又兼出纳的校长手里，领了工资袋，捏着太薄，满腹狐疑地走到门口一数，不禁勃然大怒。立马掉头，将信封往校长面前一甩，喝问：
“日你妹妹的，坏老头，怎么这个月我整整少了一千？你又找到什么名堂扣我钱？”
校长一脸无辜，双手一摊，叹道：
“我没扣你的钱。”
周伟良更加恼火，在桌上捶了一拳，双目圆睁，怒喝：
“日你妹妹的，你当我不会数数？”
深吸一口气，接着威胁道：
“信不信我把你头上剩下的那几根毛，一口气拔个精光？”
校长不吃吓，一派气定神闲，悠悠地说：
“我没扣你的钱。是你自己扣了自己的钱。”
校长一肚子学问，与人说话聊天，向来有胡乱拐弯的毛病。往往绕个大圈子，再拐回来，不知不觉中，就把别人给绕晕了。
周伟良吃过这种亏。上回扣奖金，他就是被校长这么绕晕的，最后在教育局工作人员面前，虽然争论的嗓门超大，但有了校长的巨大弯道在前，他怎么说都是理屈气短。
最后周伟良只能含恨认栽。
这回校长故伎重施，周伟良立马多了个心眼，生怕再次吃亏，于是不再耍狠装酷，开始琢磨校长的话外之音。可是琢磨良久，愣是没跟上节奏，搞不清楚校长究竟想说啥。
周伟良只好愣愣地问道：
“你啥意思？”
校长指了指桌前的椅子，邀请道：
“坐下说话。”
弯拐得更大了。周伟良本来不想接受邀请，因为这无异于是个命令。他一向不喜欢服从这个糟老头的命令。但既然把握不住校长的话语方向，坐下来也许是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有利于保持头脑清醒。与校长对阵，靠的不是体力，而是智力。
于是周伟良满腹狐疑地坐了下来。校长说话继续拐弯：
“汤小艳最近没来了吧？”
周伟良茫然摇头：“没有。”
校长继续离题说废话：“他爹发财先生，也没再来闹吧？”
周伟良还是有点懵，不由自主便问道：
“那天你究竟跟人家说了啥？”
校长双手一摊：“我啥也没说。”
周伟良不信：
“不可能，啥也没说，那草包会善罢干休？”
校长的话又开始拐到另一个方向：
“年轻人呐，谈恋爱要慎重。既然不想结婚，就不要睡人家嘛。”
周伟良开始有点不耐烦：
“日你妹妹的，睡不睡人家，关你屁事？”
不料校长完全不受影响，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
“既然要睡人家，也得事先采取点安全措施嘛，你说你戴个套会死啊？嗯？”
周伟良气开始往上冲：
“我日你大娘，现在说的是钱的事，你扯哪儿去了？我戴不戴套，又关你屁事？”
校长指节敲桌子，打着官腔，终于把弯拐回来了：
“可不就是说钱的事吗？你把人家闺女肚子弄大了，又不想结婚，只能去打胎。可你不给人家钱，这胎要怎么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
这次周伟良似乎听出了一点门道，反而一时接不上嘴。校长咽了口唾沫，继续说下去：
“所以那天我啥也没说，直接给了发财先生一千块。他就欢天喜地的走了。”
周伟良还是愣着不说话。校长伸出两根手指，继续打官腔：
“她爹为什么闹？目的无非两个，其一，想让你娶了他闺女；其二，逼婚不成，也要弄点钱。最底限度，起码他不能自己贴钱去打胎呀。”
周伟良终究还是按捺不住，粗着嗓门嚷道：
“所以，这钱，你就从我工资里扣除了？”
校长拍了一下巴掌，用官腔责备道：
“那不废话吗？你搞大的肚子，难道要我给你垫钱？没这种道理嘛。现在你知道了，这工资，是不是你自己扣掉的？”
周伟良彻底无语。虽然他心里仍然有气，但明白校长句句在理，再说什么都是白搭。
于是，他重新捡起桌上装钱的信封，连眼皮都不再抬一下，转身怏怏而去。
整个上午，周伟良没什么心思上课。中午吃过饭，午觉也没睡好，在床上翻来复去，总觉得心气难平：自己恶人做了，钱也花了，没想到最后成就了校长这老家伙的高大形象。
周伟良不知道的是，校长扣了他工资一千，实际上那天只给了汤发财八百。他自己从中得了百分之二十的提成。
周伟良更不知道的是，校长之所以如此明目张胆地搂钱，是因为他对打胎的价格行情，了解得非常清楚。
相比于汤山后来带女孩子去打胎的年代，汤小艳的意外怀孕，发生在十几年前，那时物价还比较低，而且计划生育执行相当严厉，各界对打胎持鼓励态度。
在那时候打个胎，从挂号到上手术台，再到拿药回家，八百块足足有余。不像现在，一躺到手术台上，没个三五千，别想下来。
可是，校长身处偏远之地，为何对打胎的行情这么熟悉？因为校长不是一般人。
这位校长姓王名双林，原本是城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王大官人在任期间，两袖清风，没别的嗜好，就爱睡个女人。
王先生在审美观上，眼光也不怎么苛刻，跟他后来的教书特点一样，是个兼容并包的人物。他睡过的女人，年龄上至六十，下到十六，各个阶层的都有；相貌也是五花八门，身材奇形怪状。
据说，他还曾睡过人家的孕妇。
当然了，这些属于个人兴趣，在此不多作深入探讨。
当年枫林镇上最轰动的一件事，是王大官人为了在一个年轻女子面前，扮演一夜六次郎，用药过度，结果在第三次时，心脏骤停，差点挂了。幸好送医及时，才算捡回一条命。
除了这次被送急诊室，王大官人平时也是医院的常客。准确地说，是流产科的常客。他隔三差五陪不同的女人来打胎。向人介绍时，那些女子不是他的表妹，便是干女儿。
在医生面前，他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喜欢替小辈排忧解难。
由此可见，王校长在教训周伟良时振振有词，实际上，他自己当年也是个不爱戴套的主。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王大官人后来就是栽在一位年轻“表妹”身上，不过上头查来查去，发现此人问题倒也不算太大，于是给了个面子，发配到偏远的山区来当小学校长。
总之，买卖做久了，就会对商品价格非常敏感；胎打多了，也会对行情无比熟悉。所以，王校长给汤发财八百块，实在是胸有成竹，知道这笔钱处理大肚之后事，绰绰有余。
同时，王校长扣除周伟良一千块，也是胸有成竹，他早看出周老师属于初犯，对于打胎行情的了解，并不比其对教科书知道得更多。
这些都是闲话，略略表过不提。
话说这天中午，周伟良因为被扣了一千块工资，心情郁闷，无法入眠。正在床上滚来滚去。
偏偏楼下一个学生太积极，早早吃过饭就来到教室。来了又不能保持安静，先是开心地唱歌，后来大概唱累了，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并且没有控制好声带，拖了个又尖又细的尾音：
“哦，啊。……”
楼上楼下隔音效果非常差，楼下的哈欠声，楼上的周伟良听得清清楚楚。他本就心烦，这一吵就更加心烦，而且稍一留神，感觉这声音非常熟悉。
周老师忽地勃然大怒，立马从床上弹起，鞋都没来得及穿，蹬蹬蹬冲到楼梯口，向下怒吼一声：
“日你妈，教室里是谁，给我上来。”
十稍钟之后，一个身材瘦小的八岁孩子，怯怯地扶着墙壁，一步步挨上楼来。最后在周老师两步之外站定，不敢抬头，更不敢说话。像个待宰的囚犯。
周伟良双手叉腰，大声喝问：
“你叫什么名字？”
该学生颤抖不已，仍然不敢说话。周伟良怒不可遏，骂道：
“日你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哑巴了？”
学生不得已，用颤抖的声音答道：
“我叫，我叫，汤……汤小山。”
周伟良开始进入正题，责问：
“你个瓜娃子，上回在教室里打哈欠、怪腔怪调的是不是你？”
汤小山——也就是许多年后的汤山，吓坏了，赶紧连声否认：
“不，不是我。”
周伟良冷哼一声，抬手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嘴里骂道：
“日你妈，你的声音这么怪，以为我听不出来？竟敢否认？”
不料汤山看似瘦弱，反应却不慢，周伟良的巴掌尚在半空中，他的双手便已抱住了整个头部。最后，周伟良来不及收手，掌心拍在汤山右手肘尖。
周伟良打人不成，自己手心反受击，痛得整个手掌都麻了。更加怒发冲冠，上前一步，双手握拳，一齐打出。
汤山挡住了第一击，便知道有第二击，情急之下，大喊道：
“老师，别打。咱们是亲戚。”
周伟良蓦地一愣，顺嘴问道：“亲戚？什么亲戚？”
他从没想到，自己班上还冒出个学生亲戚，双手便不由自主停在半空中。汤山见自己一喊凑效，便期期艾艾接着说：
“其实，我是，我是汤小艳她，她堂弟。”
从小到大，汤山都算是个聪明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到周伟良与汤小艳及汤发财之间相互闹腾，虽则搞不明白其间的复杂关系，但他知道了一个起码的事实：
周伟良与汤小艳睡过觉。
在汤山的幼小见识里，睡过觉的男女，无论吵得多厉害，都算是一家人。就像他自己的父母一样，吵归吵，男女双方的亲戚，见面还是亲戚。
于是他认为，自己谎称是汤小艳的亲戚，也就成了周老师的亲戚，这顿暴打，或许能够就此避免也说不定。
况且，汤山自称汤小艳的堂弟，严格来说不算是谎言。两人住在隔壁村，相距八百米，又是同姓同宗，他完全有资格做她的堂弟。
但汤山完全想错了。错得相当离谱。
周伟良整整一天都在为少了一千块而郁闷不已，而这一千块的失去，归根结底又是睡了汤小艳引起的。
他一听面前这可恶小子，居然就是汤小艳的堂弟，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也不想，抬脚便向汤山小腹踹去。
汤山冷不防中了一脚，仰天而倒，接着像个球一样，乒乒乓乓滚下楼梯，最后躺在一楼水泥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事实上，汤山再次站起来，是在三个月之后。经医生诊断：
汤山左腿严重骨折。
而且因治疗不及时，当时当地医疗条件较差，汤山康复后还留下个左腿略短的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