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加入了世贸，就万事大吉了。进了世贸的门槛才知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有可能遭遇制裁。一会说你倾销，要启动什么特别条款；一会说你冲击了他国的民族工业，造成工人失业，甚至列出此类企业的黑名单。
无论经贸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定律：任何经济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别的政治动机。无论是倾销国还是反倾销国、进口国还是出口国。这个定律尤其适用于大国之间，世贸之前斗，世贸之后照样斗。我们谓之为“大国斗鸡”。
美国人说整谁就整谁？
冷静分析中美之间起起落落的贸易战，我们发现，中美贸易中，中方对美国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所以，美国总是不时地挥舞一下所谓的棒子。
美国人就是牛。
抑制全球气温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美国没有参加。别的国家，包括欧盟、日本、中国等都在努力降低碳排放，欧盟和日本甚至还跑到中国来购买碳排放指标，美国的声音很少听到。
变暖就变暖吧。美国以6%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能源，空调它开得起，电它发得起。该排的照样排，该拉的照样拉。
不仅如此，在世贸组织框架之下，他也不时折腾出个鸟来，扑棱扑棱地乱飞乱拉，羽毛的碎片和鸟屎，随处撒落。
美国最常用的大棒是反倾销。
聚焦到中美之间，贸易战几乎年年打，隔壁的老马不耐烦地说：这老美，累不累啊？这其中，虾业反倾销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南方虾业联盟是申诉的发难者。南方虾业联盟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等南部八州的虾生产和加工商组成，于2003年12月31日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诉。声称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六国的虾产品以低于本国和其他第三国的市场价格在美国销售，从而对美国虾农造成了伤害，要求对六国的进口虾实施反倾销措施。南方虾业联盟声称，从上述六国进口的虾在2000年至2003年间激增71%，达到7.95亿磅，而进口价格则下降了32%。廉价进口虾导致美国虾业产值从2000年的12.5亿美元降至5.6亿美元，生产的墨西哥湾虾的价格几乎跌去一半。
与其针锋相对，美国消费者行业贸易活动联合会和美国海产品分销协会组成虾事务特别委员会，抛出一连串数字反对六国进口虾征收反倾销税。虾事务特别委员会预测，如果对六国进口虾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本土以及其他国家生产的虾不能弥补需求缺口，美国国内虾价将上升44%，美国消费者将成为直接受害者。为保住美国虾生产业的一个工作岗位，将有20个虾类进口、销售、餐饮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面临失业的威胁。
2005年7月11日，美国商务部长一行在北京就中美贸易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
似乎与虾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美国大豆协会，7月2日正式加入虾事务特别委员会。美国大豆协会有遍布美国的2.5万名豆农成员，大豆是美国农业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半数出口至此次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美国大豆协会担心虾反倾销案会导致虾出口国采取报复措施，限制从美国进口大豆和豆奶。泰国政府就曾扬言，如果美国坚决对进口虾征收反倾销税，泰国将停止进口美国大豆。
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个小小的对虾大战加入了很多对虾以外的元素。
中国的虾农被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晕。但是依然有意识清醒的人士，希望借助世贸规则和美国人打一场官司。有人撰文作了叙述：
“产品出不去了，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一位舟山的出口虾农说。一旦中国虾类反倾销成立，中国企业有可能支付至少25%以上的反倾销税，而舟山和国内虾类出口企业的利润大约只有10%至15%，如果反倾销成立，“企业亏本做生意，谁吃得消啊？”因此，舟山的20家虾类出口企业全体准备应诉，并委托舟山水产出口协会赴美寻找代理律师。不久，浙江舟山水产出口协会秘书长周震海就偕同商务部官员、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以及大连一家水产企业的负责人赶赴美国，赴美的目的是聘请美国律师打一场大官司。但是，此次贸易战，中国虾业还是遭遇了惨重的打击，中国对虾企业大都被高额反倾销税挡在美国门外。唯一幸存的企业是湛江国联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美国对虾反倾销战中，这家公司取得了全球唯一的零税率。
湛江国联的老总李忠认为，无公害、零药残的优质虾的出口价格必然较高，转变原先以量为主的出口增长模式，才能有效突破技术贸易壁垒。他还认为，企业必须规模化、产业化，打造一条从源头到终端的产业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目前，中国水产品几乎很少以品牌形象进入国际市场。但是，经历此次虾业贸易战，李忠仍然愤愤不平和耿耿于怀。
在美国，一尾虾苗的价格折合人民币600多元。而在中国，一斤的对虾市价一般才卖10多元。然而，美国人一边吃着物美价廉的中国虾，一边又把反倾销大棒挥向中国企业。
但是虾业大战也暴露出国内虾业养殖及出口上的弊端，比如规模化不够、无一个全国性的虾业协会对此提出应对预案，行业领导及服务功能缺失。还有就是，问题出现了，虾业同行想去应诉，结果还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所以，行业人士在此次事件之后，就开始呼吁成立应对国外技术和贸易壁垒的专项基金。
冷静分析中美之间起起落落的贸易战。我们发现，中美贸易中中方对美国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美国高举制裁大棒，不仅指向中国，还指向了欧洲和日本。中美之间的争端不过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聚焦点。
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疾速发展，那时经常可以在闭塞的新闻消息里看见日本买下了美国的华尔街，又买下了好莱坞、还准备买下自由女神。结果，自视老大的美国不顺了。它挥舞着贸易制裁的棒子，加上日元升值的棒子，几根棒子陆续扔给日本。日本仓促接招，结果造成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
一位美国智囊曾告诉克林顿：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俄罗斯成立和前苏联解体，而是中国的崛起。这一论断可谓是高瞻远瞩、石破天惊。
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庆应义书塾大学教授神原英资曾讲过，现在全球经济中心从西方转到东方，并不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从历史上来看，世界经济的中心在19世纪以前就在亚洲。有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19世纪末期的经济数据时发现，在19世纪初，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甚至达到了20%，印度第二位占14%。因此，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接近世界GDP的34%。仅仅是在过去的150年间，西方逐渐取代了东方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现在历史正在逐渐地回归，重新转到东方，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如果中国能够迅速赶上来，这对世界上其他对手来讲，实在是太那个什么了！
而对手，是不太愿意看见一个崛起的中国的。
所有一切贸易战的渊薮，其实指向的是这一关键点。
日本禁令向加美进口牛肉已有两年。日本是美国牛肉的最大市场，直到确认美国牛肉是足够安全之前日本还不会开放美加牛肉进口。2005年10月5日，一名东京妇女在一个牛肉面连锁餐馆外。
2000年4月23日，日本不顾中国反对，对中国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实行200天的临时进口限制，开标榜“自由贸易”的日本限制进口之先河。图为江苏北部一个农产品仓库里堆积的准备输往日本的大蒜。
中日贸易战肉鸡出口受阻
有了此次中日贸易元年之战，所以后来，在禽流感期间，当日本人再次实施对中国出口的生鲜禽肉禁运的时候，一点大的风吹草动又被好事者立刻演绎、演化。他们乐于看见硝烟弥漫背后的微妙玄机。
2000年4月23日，日本不顾中国反对，对中国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实行200天的临时进口限制，开标榜“自由贸易”的日本限制进口之先河。
60天后，即6月22日，中国宣布对日本汽车、手机、空调进口实行100%特别关税。日本200天的临时进口限制11月8日到期，日本方面决定在11月8日后以每星期为单位监测3种农产品从中国进口情况，据此可以随时启动4至8年的正式保障措施。
当时，中国尚未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到现在，这次贸易战已经硝烟散去、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玩味此次贸易战的过程，显得极其有意思。
日本此次推出的调查清单，其产品类别为大葱、鲜香菇、蔺草席，都属于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但是，中国方面回敬的菜单却比较丰盛：汽车、手机、空调。
日本单方面启动调查之后，大葱贵了，专门用作榻榻米的草席贵了。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启动100%的特别关税之后，日本的3000辆汽车却趴窝了。
新华社等文稿里都有描述：国内可以进口汽车的口岸共6个，北方主要是天津和大连两个保税区。大连保税区自实行特别关税以来，日本车全停在那儿了，基本一辆也没卖动。这些车加起来有3000多辆。天津保税区，积压在该保税区的各种日本车共有3425辆，只有一辆三菱帕杰罗在加征特别关税后进口。
从数字上玩味，也显得有意思。
日本限制的3项农产品的总金额是237亿日元，而中国的报复性总额是666亿日元。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田山襄认为，“从理论上讲，贸易对抗的金额应该相等。中国报复的金额为日本限制金额的2.8倍，这是不公平的。”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9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831亿美元（中日双方基本持平），大葱、香菇、蔺草席这3项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约为1.5亿美元。粗略算来，三者相加在两国贸易总额所占份额尚不足0.5%。从中日两国贸易的整体情景来看，此番“中国大葱与日本汽车之战”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但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至今，第一次对别国采取的“紧急保障措施”，而且采取措施的对象是一衣带水的中国。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国全部农产品出口约30%。此次日本举起的“紧急限制进口”大旗和中国的强烈对应措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数字本身。
处于敏感期，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一位参与中日双方谈判的官员认为，中国国内不少媒体将这场贸易争端形容为“由日方首先发起”，他显然不太同意。他说，“中国的几项农产品有激增之势，对日本国内的产业形成一定威胁。以大葱为例，近5年来进口增加了25倍，增加得太厉害了。而且进口大葱的价格也越来越低，这对中国农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位官员认为，日本是完全按照世贸规则提出的要求，不存在中日双方“谁应该对此负责”的问题。他说，国与国发生贸易纠纷时，通常会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anti-dumping（反倾销），一个是safeguard（紧急保障措施）。中方对此的强烈反弹或许出乎日方预料。
大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报复性措施，不合世贸规则。他们似乎没明确到一点，那就是，其时，中国还在为争取早日加入世贸进行最后时刻的艰苦谈判。中国当时不是世贸成员，按照本国的《对外贸易法》第六条而发动报复战，自然也是无可非议之事。
中国鞋业进入国际市场，对当地鞋业形成一定影响和冲击。图为欧洲鞋商抗议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在示威人群的前面，堆积着中国制造的鞋子。
但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方的措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关于这一点，日本驻华使馆的经济部部长杉本信行也表示赞同。在3项产品中，日本手机由于采取与中国不同的制式，基本无法出口中国，日本空调基本是在中国本土生产，报复关税实际上只对汽车一项起作用。
中日之间向来关系敏感而微妙。两国之间任何一个小的摩擦，都可以在民间话语中寻找到民族大义和政治摩擦的信息。
经济贸易界的人士极力淡化此次事件的影响，他们更乐于看见两国之间的民众将本次贸易争端，单纯地理解为两国生意上的事。虽然事件的双方都通过媒体表达“不要将经济争端政治化”的信号，但这一事件仍被解读为更多地受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干扰。
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单方面挑起了本次贸易事端，最终还必须由日本人自己解开这个疙瘩。年底，本次贸易争端终于达成谅解。12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被视为此次贸易争端落槌标志的一则新闻：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今天上午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平沼赳夫、农林水产省大臣武部勤就两国3种农产品（大葱、鲜香菇、蔺草席）贸易争端问题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并达成共识。
根据外经贸部提供的会谈备忘录，双方达成以下共识：
一、日方决定不启动对大葱、鲜香菇、蔺草席3种农产品的正式保障措施。
二、中方决定撤销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特别关税的措施。
三、双方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并加强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备忘录称，双方同意就3种农产品尽快建立贸易合作协调机制，促进稳定健康的贸易关系。两国政府加强协作，积极交换信息，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共同维护正常贸易，打击非法贸易，并根据需要举行磋商。同时，双方民间组织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农产品贸易信息沟通和协商机制，就市场需求、产品质量、产量、价格等信息进行交流，及时掌握生产、贸易及需求状况，共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引导两国农产品种植、生产和贸易的良性发展。
江苏省裕华镇农民抱着丰收的青蒜乐不可支。
近几年来，裕华大蒜持续丰收。今秋虽干旱少雨，但水浇地的青蒜香味浓、辣味足、色泽绿、口感好，品质比往年更好。
双方同意，在农产品贸易协商机制建立之前，共同致力于3种农产品贸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有如两个邻居，其中一方先惹事，另一方积极应战，本来准备大打一架的，结果过程演变为对话，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因为此次贸易争端损失了1亿元人民币，而日本则大约损失了6亿美元。
唉，谁都不容易啊！
记住以后，谁都别乱来！
有了此次中日贸易元年之战，所以后来，在禽流感期间，当日本人再次实施对中国出口的生鲜禽肉禁运的时候，一点大的风吹草动又被好事者立刻演绎、演化，他们乐于看见硝烟弥漫背后的微妙玄机。
话题回到大成。
2003年5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暂时禁止从中国进口家禽制品，原因是在中国某省份的鸭肉制品中发现禽流感病毒。作为肉鸡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地之一，大连数家企业无辜地被卷进了又一次壁垒战中。
而身为大连地区最大的肉鸡生产商，尽管还多少维系着对日熟食的出口，但是，大成集团大连公司也因此蒙受了数千万元的生鲜鸡肉的出口损失。
在肉鸡出口业，受到国外壁垒殃及整个行业的事件屡见不鲜。之所以关注大成，是因为其在几次“封关”风波中体现出的抗风险能力。成功地抵御过几次“封关”事件之后，这家原来只做生食出口的企业，现在已经拥有了集生食、熟食等多种产品为一体的内外销结合的体系。
大成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为其提供了抵御这种不可抗拒风险的能力。在大成的产品销售结构中，出口占到40%，为国内高档快餐店供货占到40%，而国内其他市场占到20%。在社区内开发肉品专卖店，把食用不用激素、抗生素的概念推广给国内的消费者。一方面想办法在国内市场上通过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扩大销量，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一部分原料转成熟食品加工，最大限度降低市场风险。
似乎，经历过多次风波和风险之后，大成有了某种免疫能力。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放置于整个中国禽肉生产和出口的背景上考察时，则发现，中国的鸡肉产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国际市场方面，欧盟因药残问题，从1998年就停止进口中国鸡肉；俄罗斯年进口鸡肉达百万吨，仅给中国可怜的几千吨配额；日本2004年起以禽流感为由，停止了中国鸡肉冻品的进口，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不仅如此，日本在2006年5月份起正式实施《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在该制度中，有关农药残留等检测标准大大提高，并且无限放大了需要检测和使用苛刻限量标准的化学品的种类，准入门坎的抬高可使日本在不预告的情况下随时启动技术壁垒措施。
面对这种格局，草原兴发董事长张振武不禁喟然感叹：
“中国的肉鸡业还有活路吗？”
入江吉荣有先见之明
禽流感袭来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病例。但是，入江有预感，一旦中国国内发生疫情，到时候中国的生鲜鸡肉绝对无法出口日本，不如未雨绸缪，介入熟食交易，从中国进口鸡肉熟食。熟食加工这块市场从无到有。
2004年7月底，日本两家重量级的客户来大连大成公司访问。这两个巨头，一个是伊藤荣堂集团（IY），另一为SET（7-Eleven-Japan，中国人习惯上称之为7-11便利店）。其前者为日本最大的超市连锁系统之一，后者则在日本零售点的数量超过1万家。大成集团是这两家日本客户在中国最重要的鸡肉熟食供应商。
日本客户来访的目的是为了采购圣诞节专用的圣诞鸡腿。日本每年圣诞节使用的“长鸡腿”数量相当惊人，仅2002年向大成集团采购的鸡腿，就高达40万只。2003年更是暴涨了一倍，达到了80万只。2004年的订单则突破百万，创纪录地达到110万只。
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面粉专家、酱油专家、裹粉专家一干人等。按照惯例，他们会先在实验室里反复测试，设定除标准程序，包括鸡肉的温度、切割、色泽、口感等，再交给大成的工厂执行生产。
日本人做什么都细致无比，量化到让人觉得琐碎。即使做一个嘉宾迎接计划，他也必须做出嘉宾几点几分几秒到达、谁拉车门、谁打伞、谁指挥停车、停几号车位、谁负责点头哈腰、谁负责握手、谁负责戴胸签，谁负责做出“请”的手势……如果你按此照办，那就一般不会出什么差错。如若你省略了其中某个环节，那就是错误。如若执行的是商业合约，那你就等于违约了。
率团来访的团长是在伊藤荣堂担任采购主管的人江荣吉，在会议上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日本目前生鸡肉的进口地主要是巴西，但是，巴西的价格很贵……至于熟食部分，中国的大成是其三大协力厂商之一。伊藤向泰国的CP采购量约占60%，向大成的采购量则占40%。泰国以油炸鸡肉食品见长，而大成则以风味独特的炭烤鸡肉独步，后来大成的炭烤肉串进入零售终端，并且建立了名为“霜火照烧”的极富抒情意味的品牌。
8月下的订单。9月中旬，大成的第一批圣诞鸡腿便运到了日本。入江和伊藤的高管一起试吃，评价很高。入江向领导禀报：“中国大成做事一向严谨，估计今年的圣诞鸡腿销售应该有佳绩。”
10月下旬，入江满怀信心地再次造访大连，准备考察大连工厂的生产情况。没料到，这次考察却对大成着实地发了一次飚。
在大连大成美食，入江吃进去的圣诞鸡腿，口感就是不对，和他在日本试吃的样品就是不一样，凭他的直觉，生产过程一定出了问题。
于是，当日生产的成品全部拿了出来，桌子上摆了100多只鸡腿。其中12.5%被入江认为口感有问题，另外就是形状欠佳，原本形状像菜刀一样的鸡腿，眼下看来像水果刀了。
入江看了一下生产流程表，发现工厂未按照规定程序操作。一路追查下去，结果发现现场操作人员擅自更改标准，搅拌器内放置的肉量过多，造成肉质的硬度不均匀。按照规定，每批次只能放进 350公斤的肉，如果更换操作程序，必须事先报告。但现场人员为了降低成本，最后一批次放进去了420公斤的肉，以节省操作时间。
入江当场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声喝道：“干脆把订的货全部退掉！”
一旁的人都被入江突如其来的举措吓呆了。入江和大成的合作已经有7年了，彼此关系一向保持得很好，这是入江在大成人面前表现最为震怒的一次，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负责的领班被叫了过来，他吓得全身发抖。
最终，入江接受了大成工厂的道歉。圣诞鸡腿问题如期解决，80万只鸡腿在11月20日顺利出货到日本。
日本企业对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谋求长期的合作，入江建议大成必须整合所有技术人员，加强研发阵容，解决质量及产品素质的稳定问题。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入江，在伊藤荣堂主事鸡肉采购已经有8年时间了，对中国及泰国的鸡肉市场了如指掌。他自信地说：整个日本没有比我更熟悉的了。
每天在研发室、工厂生产车间与鸡肉打交道，平均一周三四次试吃各种鸡肉产品。一项产品不管用多少温度、油炸多少分钟、搅拌多少次、成分重量，入江一尝便可以准确地推测出来。摄氏160度和摄氏180度调制出来的鸡肉，味道就是不同。如此专业精准的火候及功力，的确一般无人能比，难怪他自嘲说：我吃下的鸡肉吃到数不清，自己的身体都快长出羽毛来了。
日本是一个对食品检验检疫非常苛刻的国家，尽管其市场是开放的，但是你进入那道门槛是非常不易的。
禽流感袭来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病例。但是，入江有预感，一旦中国国内发生疫情，到时候中国的生鲜鸡肉绝对无法出口日本，不如未雨绸缪，介入熟食交易，从中国进口鸡肉熟食。熟食加工这块市场从无到有。
入江的先见之明，催生了一块市场，也一手建立起一个规模化的市场，挽救了一个濒临严重考验的产业。
禽流感期间，日本政府果然对中国出口的生鲜禽肉进行禁运。一则中国商会的信息汇总披露了当时禽肉市场的波诡云谲：
日本借口禽流禁运中国禽肉蛋。BOABC调查后，发现中国熟鸡肉出口仍在继续，但出口定单萎缩30%，目前冰鲜鸡肉出口仍没有开放，山东、吉林等外贸公司直接损失超过1000万美元。目前日本还允许北京大发正大、大连大成、秦皇岛正大、诸成外贸、上海大江等5家肉鸡加工企业的熟食鸡肉出口，其他企业暂时停止。中国土畜进出口商会向日本提出抗议后，分别向商务部提交报告，根据商会对企业的跟踪和调查，我们对日出口基地并没有发现疫情。但日方态度坚决，原因是在山东某企业鸭肉中分离出2例禽流感病毒，与2002年不同。2002年8月是从韩国鸭肉发现禽流感后，日本采取禁运中国禽肉。预计谈判时间将延长2个月，加上日本方面必须到中国企业检查后，才同意发放日本的注册证明，时间还需延续1个月。
人们习惯上把本次禽肉贸易战归纳到2000年中日首次贸易战的尾声，有些专家甚至给发生在2000年的中日贸易战界定了一个概念：
中日贸易战元年。
一边斗一边熟悉游戏规则
一家一户的、分散的、粗放式的营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肉鸡食品产业的超越和提升，导致生产方式落后。农户的防疫水平、生物安全措施上不去，偷用、滥用违禁药品的现象很难完全避免等等，这些都无法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试想要以非常简陋的、大棚式的养鸡，获得世界一流的肉鸡产品和价格，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读者依据上边的斗鸡说，便断定作者是一个盲目的爱国主义者，那就偏颇了。
透过国际“斗鸡”烟云，和中国不断陷入的斗鸡麻烦，很想表达一下对斗鸡游戏冷静的看法。
众所周知，美国是不会出让话语权的。关于这点，你可以不服，但是短时间内你无法改变这点。不仅搞和谐社会的我们，连日本、欧盟这些个和美国经常沆瀣一气的国家和地区有时也无可奈何。拿着鸡蛋碰石头的悲壮的英雄主义情结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在不断的斗鸡游戏中变得更理智和成熟。
既然说的是斗鸡，话题不妨还从鸡开始。
中国的养鸡业，是一个涉及到千家万户农民的产业。但是，和鸡文化的大国美国相比、和鸡肉出口大国巴西相比，我们还只是嫩鸡（巴西向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年出口肉鸡达200多万吨）。即便和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各有所长，并不见得中国鸡非得比泰国鸡强到哪里。
既然美国是鸡文化的大国，中国鸡要进入美国市场估计是比较困难的；既然欧盟的鸡肉进口市场曾经长时间对中国封闭，既然俄罗斯那么能吃鸡而偏偏不好中国鸡这一口；既然好不容易打入日本市场，那么我们应该好好研究斗鸡的游戏规则。
目前，中国肉鸡行业虽然在蓬勃发展，但是种种因素却同时也制约着中国鸡走向世界。是的，种种因素。如果说起来，估计可能是一部论文。这里想从“公司 农户”这个我们之前曾经鼓吹的模式切入。
大成首创的这个模式，的确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在中国规模化的肉鸡食品产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大成的模式带动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产业链条。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一家一户的、分散的、粗放式的营运方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肉鸡食品产业的超越和提升。在生产方式、疾病控制、药残等方面确确实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我国家禽养殖仍以农户或“公司 农户”的分散饲养模式为主，导致生产方式落后，农户的防疫水平、生物安全措施上不去，偷用、滥用违禁药品的现象很难完全避免等等，这些都无法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试想要以非常简陋的、大棚式的养鸡，获得世界一流的肉鸡产品，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的鸡肉食品行业必须改变现状，推动现有的“公司 农户”的饲养模式向建立“公司 基地”、“公司 农场”的饲养模式转变。不断完善疫病防治体系，使防疫、检疫体系达到国际标准，按照国际规范的卫生标准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好疫病防治和药物残留控制问题。欧盟当初对中国鸡肉封关的教训一定不能淡忘。
说到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大成。
在规模化的饲养基地还没有正式建成之时，大成鼓励农户自建标准化鸡舍。具体的做法是对自建鸡舍的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帮助，还有就是，对自建农户予以资金奖励。
这个做法得到了一些成规模的养鸡户的热烈追捧。目前，仅大连地区已经有不少农户开始建设规范化标准化的鸡舍，搬出早期简陋而有碍观瞻的鸡栏。
与此同时，大成正在筹建一座40万只鸡规模的大型养鸡场。该场若建成，仅此一家，便可每年向大连的电宰工厂提供200万只以上的活鸡。
大成肉鸡基地模式正在形成雏形。
另外，要加快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步伐，力争进口国按照OIE的标准给予中国动物疫情区域化待遇。目前，我国在肉鸡的出口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因我国个别地方发生疫情便采取对我国全面封关的做法有失公允。例如日本对美国实施的区域化管理，一个地方发生疫情只封一个州，而对中国内地则是全面封关。这种不平等的歧视性做法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肉鸡。
因此，要结合我国国情，加快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步伐，通过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动物防疫和兽医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做到有计划地预防、消灭和净化区域内规定的重点动物疫病。
大成之所以多次在封关中能化险为夷，因为其在药残控制上做得特别出色。欧盟来中国内地进行养鸡及鸡肉食品加工检测，大成集团是代表中国在欧盟注册、并接受检测的少数几个企业之一。
在国际斗鸡游戏中，中国人还要学会国际公关。
美国马里兰州大学教授格鲁尼格曾经说过：“你绝对不可以改变事实，但你可以改变公众对你的看法。”
以虾反倾销案为例，虾事务特别委员会自己出钱请公关公司游说美国政府，资助相关研究证明征反倾销税的副作用，美国消费者和分销商可以说是中国虾企的天然同盟。而且美国国内的公关公司和行业协会熟悉美国法律、法规和文化，很多政府要员退休后在公关公司任职。如果中国虾生产企业和行业协会与之合作，提供数据和资料，将可能形成开展国际公关——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链条。
可惜，在这场斗鸡游戏中，我们还未达到深谙此道的火候。因此，刚一交手，就免不了败局。
数据插入
中国2002年有39%的出口产品遭遇到外国技术性壁垒限制，共造成了170亿美元损失，其中有近90%的出口产品属于农、副、土产品和畜产品。对中国实行技术壁垒最多的是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占95%以上。其中欧盟为41%，日本为30%，美国为24%。这些国家采取技术壁垒的主要方法是增加检疫项目、提高检验标准等。入世以来，中国畜产品出口遭遇技术贸易壁垒封杀主要有：2002年1月25日，欧盟理事会以中国浙江舟山地区的冻虾仁氯霉素含量超标为由，通过《关于对产自中国的进口动物产品实行某些保护性措施的决议》，决定暂停进口产自中国的供人或动物消费的动物源性产品；2002年1月28日，日本宣布以后要加强从中国进口肉品的检疫检查，致使中国的肉类产品出口突然陷入困境。2002年中国冻鸡肉出口量减少81877吨，出口额减少18955万美元，105万人就业受到影响，养鸡农民至少减少纯收入2亿多元。2003年5月12日日本又从中国进口的鸭肉中检测出禽流感病毒，停止进口我国的禽肉、禽蛋及其制品。2003年，我国活禽出口仅有3908万只，出口额6736.2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了8.7%和17.9%；冻鸡出口22.7万吨，出口额2.79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19.6%和22.5%。2004年发生禽流感，日本、韩国、欧盟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口我国禽类及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