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飞翔是中国人的千古梦想。当莱特兄弟驾驶着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飞行者”飞上天空后——仅仅相隔5年，中国人也飞上了天空。北洋政府为中国空军的起飞留下了半页甲骨文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中国空军也有自己的童年。
远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了飞翔的梦想。
中国人的飞翔是从神话开始的。如果神话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人最早就开始了在蓝天上飞翔。
“嫦娥奔月”、“列子御风”、“敦煌飞天”、“孙悟空腾云驾雾”……我们的祖先编织了多少奇异、浪漫、瑰丽的飞翔梦幻！
我们的祖先仰望长空，引吭高歌：“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然而，在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只能让幻想在辽阔的天空任意展翅。
幻想是美妙的，但它毕竟不能付诸行动。
龙是中国的象征。龙也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只要略为细心观察一番，你便会发现中国龙是一种“综合的幻想产物”。它麒麟首、鹿角、鱼鳞、蛇身、凤尾。它昂首曲背，奔腾于云涛之上，呼风唤雨于雷电之中，气势恢宏，神力无边。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吉祥、图腾的象征。同时，也寄托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天空的梦想。
中国古代关于“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奔月神话，至今不失魅力；中国古老的艺术殿堂——敦煌壁画中，那一幅幅妙龄女子多姿多娇的“飞天”形象，多少年来一直令人留连忘返，叹为观止；在诸多的神话小说中，我们更是领略了“飞翔”的魅力。《封神演义》中，雷震子吃了师父云中子给的四枚红杏，不觉左右肋下生出一双翅膀来，从此他可以自由在天空翱翔，令人神往。
其实，不光是古老的中国在做着飞翔之梦，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神话源头中，我们都能找到各国人民对天空的眷恋。
在中东地区，公元前就流传着波斯国王卡考斯把几只雄鹰套在他的御座上，让雄鹰带着自己在空中飞行的故事。《天方夜谭》中有一个故事说，航海家辛伯德被困在一个海岛上，走投无路，后来他把自己系在一只大鹏的腿上终于逃了出来。在古希腊神话中，爱神丘比特是一个裸体小男孩，他生有双翼金翅，持弓背箭，主管仙界和人间的一切爱情。美人鸟哈耳庇斯长着少女头，有着鸟身双翅和尖利的爪，专门惩罚坏人和野兽。月神塞勒涅，则头戴金冠，背有双翅，经常乘坐华丽的宝马香车奔驰于天空……所有的这些美妙的神话传说故事，都表现了人类对天空的憧憬。
这些神话故事构成了人类飞上天空的创造的源泉。
在漫长的探索中，人类从模仿鸟类飞翔开始了航空之路。
相传我国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81年），鲁国著名工匠公输般（即后人所说的鲁班）曾利用竹木等材料制造过能飞的木鹊；宋国的墨子也曾做过木鸢。《墨子》一书中载：“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研究航空的开端。
数百年后，晋朝的葛洪在他所著的《抱朴子·杂应》里，阐述了鸟类靠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的理论：“鸢飞转高，则直舒两翼，了不复摇扇而自进者渐，乘罡气之故也”。意思是说鹰飞到高处，伸展着翅膀，不再摇动，而仍能缓缓前进，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靠高空的风，现在可以理解为上升气流。葛洪的理论，正确地揭示了鸟类在空中滑翔的奥秘。
我国古代的人类探空活动多是从模仿鸟类的飞行开始的。鸟类飞到有两种形态，即扑翼飞行和定翼滑翔。从种种资料看来，人类的“试飞”这两种状态都采用过。楚汉相争时，民间就出现了风筝，这种利用空气作动力的原始飞行器，就直接运用了鸟类滑翔的原理。在古代战场上，人们曾利用它作为军事联络工具。到了西汉王莽时期（公元9—23年）我国曾有人试验过扑翼飞行。这人用羽毛做成两只翅膀，全身也沾满羽毛，从高处跃下，飞了数百步远。《汉书·王莽传》记载了这次飞行：“取大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载的人类最早的飞行实践，可惜不知此人落地之后结果如何。
据传说，公元5世纪时，欧洲有个叫伟兰的铁匠，制造了一套羽衣，并和弟弟一起作飞行试验。后来，他穿着这套羽毛衣飞起来，把仇人提到空中，又丢到地面摔死了。这个传说未必可信。即使真有这样一个“欧洲飞人”，他比载入史书的“中国飞人”大约晚了500年！
国外有文字可查的滑翔飞行见于13世纪。当时俄国的达尼尔·查多赤尼克在一份手稿中曾写道，有人用绸子做成翅膀从教堂顶上飞下来。如果他的飞行是成功的，那很可能是采用了滑翔的方式。现代的“伞翼滑翔器”，用铝管做支架，用涤纶布做翅膀，飞行于高山狭谷之间，同当年那人用绸子做翅膀，从教堂顶上飞下作滑翔飞行，颇有某些相似之处。
公元15世纪，人类的探空活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未突破模仿鸟类飞行的局限。英国人乔治、凯利从航空理论上最先将鸟的上升和推进两种功能区分开来，系统叙述了飞行的概念，并模仿鸟的躯体勾画出飞行器的轮廓；意大利杰出的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也曾设计过一种蝙蝠状扑翼机，并画出了草图。后来不断有人研究这种体力扑翼飞行器，但却没有成功。
1673年法国一个叫贝尼埃的锁匠，模仿鸟类扑翼飞行的特点，制造出一个十字架式体力扑翼机。他在双肩上放两根竿子，竿子两端各有一对长方形的活动翼，用系索连接。飞行时手脚同时用力，杆头向上时活动翼收合，向下时活动翼张开，灵活自如。他把这项发明卖给了一个马戏团演员。在一次演出中，这位演员背着飞翼从15米高处跃下，当场摔死。
1712年，另一位法国人巴魁尔在臂上和腿上装上翅膀，想飞越巴黎的塞纳河。他从一座高楼顶层跳下，结果落在一艘小艇上，摔伤了双腿。这种扑翼飞行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没有结构强、重量轻的材料和能量转化率高的飞行动力，单靠人的肌肉所产生的力量不可能升腾本身的重量。据计算，一只鸽子每公斤体重在10分钟内能产生7.5%马力的功率，而一个壮年男子每公斤体重却只能产生0.5%马力，鸟和人相差甚远。而且飞鸟具有流线型的体型、发达的胸肌、较轻的骨骼，飞翔时随着翅膀的上抬和下拍翼形有多种变化。这一切条件，人都不具备，所以，“插翅难飞”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在模仿鸟类飞行的探空时代，我国有文字记载。约在公元1500年，即明初有位官员兼学者万户（元朝沿用的武官员），他试图利用火箭来实现飞行的愿望，并大胆地做了令人惊叹的试飞。他坐在一架特制的椅子上，两边各绑着一只大风筝，椅子下面绑上当时最大的火箭，共计47支，让仆人把这些火箭同时点燃，结果在一阵火焰喷射之后，连人带物抛向空中，这位大胆的实验家在烈焰和烟雾中永远地消失了。但他以过人的胆识献身于人类的航空事业，几百年来一直享誉国际航空界，不断受到人们赞扬。1945年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基姆在其名著《火箭与喷气发动机》一书中，把他称为“试图利用火箭作为交通工具的第一人”；国际天文学联合大会还确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
我国的清朝初年，民间曾有人制造过人力航空器，并做过试飞。据《吴县志》记载：苏州地区有一位生活贫困的木匠，名叫徐正明。他头脑聪敏，手艺精巧，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造出了一架飞车。其外形像一把半圆形的靠背椅，顶上装着类似蜻蜓那样的螺旋桨，下面装在齿轮传动机构。试飞时，他坐在飞车上，双脚蹬击踏板，通过传动机构带动螺旋桨不停地转动，形成一股风，使飞车离地面一尺多高，向前飞去，还越过了一条小河。但他并不满足，想再造一架能飞越50里太湖的高级飞车，可惜因贫病交加，不久离开了人世。
徐正明所造的木质脚踏飞车是否真的能够离地飞行，已经难以考证，因为原物已被其妻劈成柴，付之一炬了。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位能工巧匠当年确实发明了一套能带动螺旋桨的增速齿轮系统，而这种系统正是当代人力飞机最突出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徐正明是世界上研制人力飞机的先驱！
一位航空学者曾经说过：“人类靠智慧之力飞行而不是靠筋骨之力飞行”。当人类模仿鸟类飞行受挫之后，有人另辟蹊径，寻找上天之路。
1783年，法国出现了载人升空的气球，标志着人类踏上了征服天空的第一个台阶。
欧洲出现热气球是在18世纪初。1709年8月8日，一位叫劳伦索·德·古斯芒的人为葡萄牙国王表演了一种飞行装置。他制作的一个盆形小船，上面蒙着帆布，他点燃了小船内的酒精、精油之类的燃料，小船在大厅内飞舞了起来，最后撞到了墙上。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原型热气球的首次飞行，它开创了人类征服天空的一个新的起点。
70多年后，法国一位名叫约瑟夫·蒙特哥菲尔的造纸工人，他面对自家的壁炉，突发奇想：为什么烟、火星和其它物质能平稳地从烟筒中消散出去呢？这种热气能否把物体升起来？于是他利用丝绸做了一个球形口袋，在下面点燃了一把小火。奇迹出现了。口袋鼓涨起来，飞上了天花板。他高兴极了，立即找他的弟弟艾蒂安·蒙特哥菲尔一起做试验，较大的气球也飞起来了。以后，他们又用亚麻布、以纸做衬里，制成了一个直径10.6米的气囊，并于1783年6月5日，在昂诺市的市场上，用干草和羊毛当众点火。灶中顿时喷出一股热气和浓烟，把大球鼓了起来，当时有8个人费力地拉住它。松手后，它升到空中约1800多米，飘飞了10分钟，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降落。接着，9月19日，他俩应法国学术协会邀请，在巴黎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前为国王路易十六作了气球载动物的飞行表演，观众达10万多人。有史以来第一批空中旅客——一只绵羊、一只公鸡和一只鸭子被放到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这只大蘑菇形的气球徐徐上升到500米的空中，飞行8分钟后，落到2.4公里以外的森林里。笼中的动物落地之后安全无恙，只有公鸡的一条腿受了一点轻伤，据验证，那是因为在空中被绵羊踢了一脚。
蒙特哥菲尔兄弟在成功的喜悦中，又着手制作了一个直径15米、高23米能够载两人升空，并在空中续加燃料的新气球。国王路易十六本想让两名死囚乘气球飞行，并许诺飞行后恢复他们的自由，但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化学家皮拉特尔·罗齐却认为不能把第一次飞行的殊荣给予罪犯，并自告奋勇要求做第一个升空的人。他如愿以偿。1783年10月15日，他乘坐系留气球，上升到26米的高度，在空中逗留约4.5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乘热气球升空飞行的人。一个多月后，他又和另一位乘客马尔基·达尔朗德一起作了一次自由飞行，留空25分钟，飞到900米高度，飞越了巴黎上空。
1783年8月26日，法国年轻的科学家查尔斯教授，研制了氢气球。他吸收了英国化学家亨利·卡文迪什关于氢气的研究成果，坚信氢气是充填气球的理想气体，同时，还注意收集一种新的材料，即罗伯特兄弟发明的在丝绸上涂橡胶而制成的一种复合材料。他用这种材料制作了直径约4米的气球。1783年8月26日，气球升空钻入云中，飘飞了24公里左右，落在距巴黎不远的地方。
同年12月1日，查尔斯和马里·诺埃尔·罗伯特（发明复合材料的两兄弟之一）一起，从巴黎起飞，升空达650米，在3刻钟内飘飞了40公里，实现了首次氢气球载人飞行。随后，查尔斯又进行了半小时的单人飞行，气球升到2000米的高度，创造了当时气球飞行的最高纪录。
从此，人们把热气球称为“蒙特哥菲尔气球”；把氢气球称为“查尔斯气球”。这两种气球成为人类征服天空最早使用的飞行器。
1794年6月26日，法国军队在佛罗拉斯战役中，用氢气球侦察敌军。据载，这是载人航天器首次用于战争。1809年8月，奥地利军队在围攻意大利威尼斯城的战斗中，用200只热气球，各系上30磅重的炸弹和***。原预计热气球向威尼斯飘飞时，火绳在途中慢慢燃烧，到目标上空把绳子烧断，投下炸弹。但奥军没有估计到上层气流的变化，第一批轰炸气球升空后，风向改变，气球竟掉转方向飞了回来，炸弹纷纷落到自己人的头上，使奥军大吃了苦头。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人却成功地应用了气球。当时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法国人从城中放出有人驾驶的气球，越过围墙部队的头顶，飞行了3小时，落到安全地点传送了紧急公文，并先后66次送出155人及9吨重的邮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人曾创造了无人驾驶氢气球飞行最远的纪录。1944年冬，走入穷途末路的日本军方为了对美国本土实施轰炸报复，赶制了名为“V—3”的气球炸弹，乘太平洋上空的强劲西风，施放了9000多个，但到达率仅占3%，爆炸率仅1%，给美国造成的破坏微不足道。事隔30多年后，日本人又制造了“双鹰5号”气球，直径45米，高78米，充氦气1.1万立方米，总重量6吨，由两名日本人和两名美国人驾驶，1981年11月10日凌晨从富士山起飞，在1万公里的征途中，4位勇士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冒着暴风雪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峡谷里降落，完成了载人气球跨越太平洋的壮举。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1903年，人类终于实现了飞行的梦想。美国莱特兄弟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使他们发明的飞机飞到了地球的上空。这是人类使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征服天空的光辉起点。从那以后，在9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航空事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莱特兄弟的飞机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钟，高度3米，飞行距离只有36.5米，比现代大型客机的翼展还要短。但是，几年之后，飞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飞机的发展，飞机的动力装置、机身材料以及外形和附属设备等方面，不断有新的突破。1920年，出现了表面光滑的全金属壳飞机；1925年，飞机开始装上气冷式活塞发动机；1931年，全金属单翼机逐步取代了以往较笨重的双翼机，收放式起落架代替了固定式起落架；1939年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以每小时640公里的速度飞上了天空。
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各国加紧研制新式飞机。1943年，德国的梅塞施米特Me262喷气式战斗机投入使用，速度达每小时868公里；苏联和美国也相继研制出米格—9和P—80喷气式战斗机，最大平飞速度每小时900公里。战后，后掠翼喷气式战斗机逐步代替了螺旋桨战斗机。1947年，美国的“贝尔”X—1后掠翼研究机首次突破音障作超音速飞行。1952年英国造出了第一架喷气式客机……
飞机在战争中很快得到了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自从出现飞机以后，便在战争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军种——空军。于是战争有史以来从陆地、海洋进入了第3个空间；同时，作战形式的变化又促进了军用飞机的发展，在战争中相继出现了分工和任务不同的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运输机、直升机等作战飞机，而且性能在不断地提高。
空战中首先登场的是双座飞机。当时后座的飞行员只能用步枪或机枪向后面或侧面的敌机瞄准射击，限制了火力的发挥。1914年10月法国飞机设计家苏纳尔最先在单座飞机的机头上安装了向前发射的机枪。为防止弹头击穿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在桨叶的背面包上了一层金属滑弹板。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莫拉纳一桑尼埃”歼击机。
1915年4月1日上午，法国飞行员加罗斯独自驾驶这种单翼歼击机在空中巡逻，恰巧遇到一架德国的“信天翁”双座观察机，他用机枪一顿猛扫，把这架“信天翁”打得起火坠毁，在世界上首开歼击机歼敌纪录，此后他在18天内连续击落3架德机，并使2架迫降，获得了第一个“空中王牌”称号。但在4月19日，他的飞机被德国的防空火力击伤，被迫降落在德军后方。’德国人从这架部分烧毁的飞机上拆下了机枪装置，统帅部要求福克公司立即仿制。
安东尼·福克是荷兰人，1890年4月6日出生于爪哇，是著名的飞行员和飞机设计师。1910年他20岁时，就制造并驾驶了当时最快、最坚固的单翼飞机。他把这架飞机首先献给荷兰军队，但遭到冷遇，然后转向法国、英国和俄国，也未得到赏识。只有德国人承认他的能力，让他在一家飞机工厂工作，后来当了工厂主。福克接受任务后，立即找两位机械师研究。他们提出一个创造性的方案，即用一种断续齿轮控制机枪的击发时间，使机枪的弹头正好从旋转的螺旋桨空隙中穿过。他们把这种协调装置安装在福克公司生产的单翼机上，而成为“福克”歼击机。
1915年7月1日以后，这种攻击力强射击命中率高的“福克”式歼击机在空战中连连得手，使英、法等国的飞机遭到重大损失，造成了恐怖一时的“福克式灾难”。直到1916年夏季，英国和法国的新型战斗机开始服役，才减弱了福克飞机的威风。
飞机用于轰炸最早发生在1911年意、土战争期间。这年11月1日，意大利航空队加沃蒂少尉等11名飞行员，驾驶不同类型的9架飞机，在利比亚向土耳其军队投下了榴弹，每枚大约两公斤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8月3日德国最先派飞机轰炸了法国的城市留内比尔。此后，交战双方相互轰炸日益增多，各国陆续造出了轰炸机并组建了轰炸机部队。1914年12月，俄国组建了重型轰炸机大队，所使用的“伊里亚·穆罗梅茨”重型轰炸机，装4台活塞式发动机，有8挺机枪，载弹重400—800公斤，并装有挂弹架和电动投弹器，曾在战场上横行一时。
1916年6月24日，英法联军在索姆战役中，首次用飞机压制德军的地面进攻。德国深受启发，1917年组建了“作战飞行小队”，专门用于低空追击，并研制了带装甲的“容克”式飞机，于1918年投入使用。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强击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的航空工业迅速发展，这时的飞机，已具有较好的可靠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极大地刺激了飞机的发展。出现一系列设计创新、性能良好的飞机。这时的优秀战斗机时速可达600—70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超过万米，装有2到4门航炮或6—8挺机枪；轰炸机的载弹量可达几吨，航程达到5000多公里；许多飞机装备了雷达和电子设备，能够在昼间或夜间多种条件下作战。这一切，都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不仅限于陆地和海面，更主要的是空中。因此，空战和空袭规模庞大、残酷激烈，对整个战局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航空专家所阐述的那样：“谁掌握了空中，谁就拥有战场上的主动权。”
二战初期，德国利用空军不间断地“地毯式轰炸”挪威重镇利契哈默尔，不到24小时就将该镇占领。
1939年5月14日的色当空战，英国皇家空军第一次与德国空军交锋就被击落40架。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轰炸机向波兰部署在维斯瓦河特切夫桥周围的部队发起攻击。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在此后的3周内，德军的轰炸机不间断地轰炸波兰的机场、油库、工厂、通信中心和军队集结地。
1940年8月13日著名的不列颠会战中，大扫了德国轰炸机的威风。在这场空袭与反空袭的空战中，德国损失惨重：被击落47架，另有几十架被击伤，而英国空军仅损失飞机13架。这场争夺制空权的惨败，使德国空军总司令暴跳如雷。
1940年9月7日，德国轰炸机突然轰炸伦敦。625架轰炸机在648架歼击机的掩护下，飞过英吉利海峡，将伦敦炸成一片火海。但是9月9日，9月15日德机再次轰炸伦敦时，却遭到了有力的拦阻，特别是9月15日，英国以“喷火式”和“旋风式”组成大型飞行联队，与德国空军展开了激烈空战，共击落德机185架。后来英国把这一天（9月15日）定为“空战节”。电影《伦敦上空的鹰》就是以这次历史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这次空战。
1940年9月24日和25日，英国集结了119架轰炸机，以定点轰炸与面积轰炸方式并用，空袭了柏林。
1942年夏季，英、美空军联合行动对德国实施昼夜轰炸。3月5日夜，英国367架轰炸机在38分钟内倾泻下1,014吨炸弹，将德国的克虏伯兵工厂变成一片废墟。
1942年7月24日午夜，英国首次用飞机在空中抛洒大量银箔条，对雷达实施干扰，使德国的警戒雷达和高射炮雷达全部失灵，728架飞机到达汉堡上空，在2个半小时内投掷爆破弹和***2396吨。接着，25、26日昼间，27、28日和8月2日夜间，美英空军又连续进行了轰炸，总投弹重约9000吨，毁掉汉堡大半个城市，过火面积32平方公里，死亡达10万人。
随着战争的发展，雷达被广泛应用于战场。战争初期，德国的潜艇对英国造成很大威胁，一时成为难以对付的兵器，但英国飞机装上空对地（海）雷达以后，潜艇已不再是可怕的东西了。在大西洋作战中，英国空军借助雷达，先后击沉40多艘德国潜艇。
随后，德国也开始使用雷达，据载是于1943年10月始使用机载雷达。1944年3月30日夜间，英国出动795架轰炸机轰炸纽伦堡，德国战斗机靠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的引导，击落英国轰炸机94架，击伤71架，损失之大，在英国空战史上是空前的。
1944年初，美国远程战斗机P—51D投入战斗。它几经改进，最大时速达703公里，带副油箱时作战半径达1370公里，足以掩护B—17实施远程轰炸，成为欧洲当时最著名的战斗机。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战，充分地证明了“夺取制空权是战争胜负之关键”这一理论。在欧洲战场上，1943年夏季，为扭转苏德战场各自不利的局势，苏德进行了库尔斯克大会战。这场著名的空战，至今人们记忆如昨。德军集中了2000架飞机，而苏联集中了3000架飞机，其中不少是性能良好的雅克—9和拉—5战斗机。在这次会战中，每天在库尔斯克的天空有2000架以上的飞机，在300平方公里的空域伺机作战。每次空战双方都有上百架飞机参加格斗。7月5日开战当天，苏联战斗机就击落德机320架，己方损失176架。6日至9日的4天内，又击落德机616架，苏方损失390架。短短数日，苏联空军共出动了11万8千多架次，消灭了1000多架德国空军的飞机，从而夺取了制空权，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
在太平洋上的空战，更是令人触目惊心。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由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从而激怒了美国人，美国人当即宣战，并于次年4月18日，出动16架B—25轰炸机，在距日本650多浬处，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东京，引起日本举国恐慌。由此揭开了著名的中途岛之战序幕。
中途岛位于珍珠港西北1000余浬处，面积约4.7平方公里，岛上驻扎着美国海军航空站。它是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大门和屏障，也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的前哨，日本大本营决心轰炸这个岛屿。
1942年6月4日拂晓，日本4艘航空母舰向中途岛扑去。108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从母舰上起飞，然而，美军已觉察。空战中，美国的“野猫”式战斗机大部分被击落，中途岛遭到了疯狂的轰炸。但这时的日军没有料到，美国仅有的3艘航空母舰正向这一海域驶来，第一批从舰上弹射起飞的俯冲轰炸机、鱼雷攻击机和战斗机，低空向日本航空母舰冲来，但也遭到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和舰炮的冲击，几乎全部被击落。骄横的日本人正因连胜的情绪而狂喜时，突然，美国空军的道格拉斯“无畏”式轰炸机瞬间出现在日本航空母舰上空，从高空的云层呼啸着冲下，向日本的航空母舰“赤诚号”、“加贺号”、“苍龙号”投下了重型炸弹。这时3艘航空母舰上都挤满了正在加油的飞机，甲板上堆放着炸弹和鱼雷，中弹后顿时变成一团火球，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下午，美国“企业号”的24架轰炸机，以及“大黄蜂号”和中途岛、夏威夷起飞的轰炸机，集中轰炸“飞龙号”航母，使它在爆炸声中沉入海底。中途岛之战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此后盟国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
此后，盟军空军将战场一步一步推向日本本土。
美国在1942年9月12日由波音公司研制出B—29超级远程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安有4台发动机（每台功率2430马力），载弹重约9吨，航程6000公里，实用升限10000米以上。于1944年6月首次在空战中亮相，轰炸了日本东京，实施昼夜空袭。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就是用的这种B—29轰炸机。
在朝鲜战场上，这种轰炸机又大逞淫威，成为我国空军的歼灭对象。
自从1937年，人类研制出喷气式飞机后，二战中曾显赫一时的飞机才成为“昨日黄花”。
1947年10月14日，人类飞行突破“音障”。此前，飞机作超音速飞行被看作是一大危险，因为这时飞行阻力会突然增大，并出现升力下降，强烈振动，操纵失灵等奇特反应，甚至造成机毁人亡。这一现象被称作“音障”。为突破这一障碍，美国贝尔公司根据兰利研究中心提出的方案，研制了“X—1”火箭试验飞机，被装到一架B—29轰炸机的弹舱中，一举试飞成功！这次飞行的最大速度达到M1.06，于是人类登上了航空的新台阶。50年代，世界各国相继出现了第一批超音速战斗机，如美国的F—100；苏联的米格—19；英国的“猎人”等。紧接着又有几种两倍音速的喷气机问世，如苏联的米格—21；美国的F—4鬼怪式和F—104。
60年代和70年代，第2代、第3代超音速喷气机问世。到80年代，90年代，各种用途的喷气机更是驰骋天空，风靡人们视线。可是中国空军却落后了一大步！
一个在人类童年就幻想着飞翔的国度，一个比莱特兄弟制造出世界第一架飞机仅仅晚了5年的中国，它的空军装备却落后了一个相当不短的时期，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麦克阿瑟说“中国没有空军”，因为他并不知道中国腾飞的历史，但中国空军是落伍了。
中国空军走过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航线。
在古代，我国就发明了风筝、火箭，孔明灯、竹蜻蜓等能飞的器械，随着对外文化的交流传到国外，曾对世界航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近代航空的基本原理是由我国古代首先发现并应用的。在明朝中叶以前，我国的航空知识应该说是先进的，某些方面还要领先世界一步。但由于种种历史上的原因，飞机首先出现在西方，直到鸦片战争后，我国才实现了上天的梦想。
中国第一个实践这个梦想的人是冯如。
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在美国奥克兰附近的派德蒙特山丘试飞成功，从而成为“中华上天第一人”。
冯如出生在广东恩平。兄弟5人，排行第五，4个兄长未成年就夭折了。冯如长到12岁时，随一位表亲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先是在旧金山做工，后到纽约。
1906年，冯如从纽约回到旧金山，在侨胞们的资助下，办起了“广东制造机器公司”。冯如自己担任总机械师。次年9月，在旧金山以东的奥克兰市设厂开工研制飞机，经过两年的奋斗，先后改进十多次，终于制造了第一架飞机。
1909年9月21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冯如，这位中国的第一个飞行家，亲自驾驶飞机（自己设计和制造）升空飞行。
观看这次表演的人顿时一齐仰望着他，为他鼓掌、献花！
那是在仰望着中国，为中国鼓掌、献花！
冯如，圆了中国几千年的梦想！
国内的人民一起向他致意。孙中山先生闻讯后，感慨万端：“吾国大有人矣！”
1909年9月23日，美国旧金山的《观察家》报和《美国人民报》报道了冯如制造飞机和试飞成功的经过。
1910年7月，冯如又制造成一架飞机，先后试飞十多次，于当年10至12月间在奥克兰进行飞行表演，飞行高度达213米，航程约32公里，飞行时速达每小时76公里。超过了当时美国人制造的飞机，引起各国航空界的轰动，纷纷载文赞扬，国际飞行协会还给他颁发了优等证书。美国人花重金聘请他传授技术，而他却要回到祖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一个炎皇子孙的应尽的贡献。
1911年2月，冯如率领着他的一班徒弟（朱竹泉、朱兆槐）等人携带2架飞机踏着大洋的波涛，回到了祖国。途经上海（此时法国的飞行家环龙在这里，准备搞一个飞行表演），直奔广州。冯如准备把在美国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回广州，以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由于清政府对航空不感兴趣，致使冯如制造飞机的愿望未能实现。
冯如回到广州后，不久，因发生了黄花岗革命起义，接着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冯如放弃了表演飞行的计划，并着手组织飞行队。广东革命军委任他为飞行队队长，由他率队准备参加北伐，但由于清政府很快垮台，北上未能实现。
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附近的燕塘作飞行表演时，因转变过急，飞机失速下坠，因治疗不及时，不幸牺牲，时年仅29岁。
正如冯如临终前所言：“飞行中的牺牲总是难免的，不要为这件事故而丧失前进的信心。”
冯如死后，被葬在黄花岗72烈士墓左侧。他和黄花岗72烈士一样英魂永存！
冯如的墓碑正面是篆刻“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君之墓”，背面是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命令，左右两侧刻着《民国第一飞行家冯如君墓志铭》，铭文共450字。这位中国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冯如永垂不朽！
在冯如的航空精神召唤下，中国的航空事业前赴后继。
据资料记载：从辛亥年武昌起义到民国元年，中国先后有3支航空队：湖北军政府航空队、华侨革命飞机团和上海军政府航空队。
湖北军政府航空队成立于1911年11月。队长是刘佐成。
《中国航空沿革纪略》中说：
“宣统三年十一月，刘佐成为武昌都督府航空队队长，潘世忠为顾问，有法国桑麻式飞机二架。”
文中所称的二架飞机运抵武昌时就已损坏，不能飞行，只好陈列在露天里风吹雨淋日晒。
刘佐成是福建永安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工兵航校及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时与李宝焌合作研制过飞机。回国后于1911年3月造成一架飞机，但在6月2日飞行时坠毁。辛亥革命后，刘佐成曾在吴佩孚军中担任过航空大队长，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军阀倒台后，又投靠南京政府，未获重用，历任过浙江航空总站股长、福州飞机场场长、永安空军办事处主任、柳州空军司令部参谋等职，1943年病逝。
在日本与刘佐成合作研制飞机的李宝焌是他的同乡，李宝焌生于1886年，毕业于全闽师范，光绪末年留学日本，宣统年间回到北京，曾得到当时的政府的批准，自筹资金在北京南苑试制飞机。民国成立后，李宝焌在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设的交通团任飞行营大队长，主要从事飞行学科训练，不久，李宝焌病故于南京，年仅26岁。李宝焌病故前两年（1910年）曾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了我国最早见诸文字的一篇航空论文《研究飞机报告》。这篇论文从10个方面研究探讨了飞机制造问题。尤其是在飞机动力上，提出了“向后焚烧而推前”的喷气推进设想，而喷气飞机的出现却是在30年后。因此，他被人们誉为我国航空学术界的先驱。
这个航空队的顾问潘世忠是上海青浦人。1889年生于一个建筑师家庭，就读于上海徐汇中学，后留学法国学习机械和飞行，并获得了国际飞行协会的证书，他1912年底回国，在黎元洪部下谋职，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顾问官”，管理飞艇事务。他的外孙黄京生在一篇介绍潘世忠生平的文章中说：
1913年10月20日……由我国同胞自己设计制造、自己驾驶的飞机获得飞行成功。从事这架国产双翼机设计制造和驾驶的人，正是潘世忠……当时报刊载文欢庆此成功（试飞）时，称潘世忠为我国“第一飞行家”。
可惜这位航空先驱在30多岁时患了精神病，1930年夏病逝于上海。
第二支航空队是华侨革命飞机团。这个飞机团于1911年12月成立，团址在美国旧金山，团长是谭根。这个飞行团由华侨赞助购买了6架飞机，于1911年底至1912年初运到上海，计划在南京试飞，在上海练习投弹。但出师不利，试飞时谭根尚未回国，临时改由另一个人来试飞，此人技术欠佳，飞机坠毁。
袁世凯篡权后，华侨革命飞机团在南京难以立足，加之群龙无首，便逐步解体，剩下的几架飞机下落不明。
谭根祖籍广东开平，1890年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12岁就进了机械厂学徒，后在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机械，常常是白天做工，夜晚钻研航空科学，并结识了冯如，共同研讨航空技术。后经一位博士介绍到一所飞机实验学校学习，1910年毕业，时年21岁。不久，他自己设计、制造了一架性能很好的水上飞机，并在1910年10月的美国“万国飞机制造大会”上夺得了水上飞行冠军。此后，谭根获得了国际飞行协会颁发的证书，并成为美国凌空总会会员和凌空杂志的通讯记者。
谭根曾发起组织了一个“飞船公司”，制造飞机，培养航空人才，自己主持公司并任总教练，后制出2架教练机，先后多次到夏威夷、日本、菲律宾等地，作飞行表演数百次。1914年，他还在菲律宾吕宋岛表演飞行时，驾驶着那架水上飞机飞越了该岛著名的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飞行高度的世界纪录。
1919年6月，谭根从海外回到广州，表演飞行曾爬高到四、五千米，轰动一时。只可惜，他不像冯如那样关心祖国的命运，而是见利忘义，投靠军阀，沉醉花天酒地的生活，后期在航空事业上没有更多建树，最后暴病而亡。
第三支航空队是上海军政府航空队。队长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厉汝燕。该队有2架“管吹去”单翼飞机，其性能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流的。
厉汝燕生于1891年，原籍浙江定海，久住海宁。13岁赴美读书，后学驾驶飞机，1911年夏毕业，并获得了国际飞行协会的证书。他接受上海军政府的委托，赴法、德、奥三国，通过调查试飞，最后定购了奥国2架“管吹去”单翼机。年底，飞机运到上海时，辛亥革命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此时厉汝燕留在国内担任了航空队队长。
袁世凯篡权后，这个航空队改组，并入陆军第3师航空处建制，移驻北京南苑。这时南苑有一个飞行教练班和一个很小的航空修理厂。厉汝燕任飞行教练兼副厂长。大革命后，在国民党空军任教导总队副队长，1931年间离开航空界。后于1944年病故于上海。
这支航空队在辛亥革命中，虽然没有直接发挥多大的威力，却壮大了革命的声威；其中的航空骨干，后来虽然各走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当时的航空活动，却促进了我国早期的航空事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第一个正规的航空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
它是北洋政府为中国空军留下的半页甲骨文字。
1911年清明节前后，留法归国的飞行员秦国镛带回一架飞机，在北京南苑练兵场进行了飞行表演，名曰：“首次放演飞行机日”。当天，除了清政府官员外，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使节。表演当天，车水马龙，十分热闹。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驾驶飞机在中国的天空上飞翔。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外研究航空的较多，如在英国的厉汝燕、在法国的潘世忠、秦国镛、鲍丙辰，在美国的朱卓文、谭根。所有这些接连发生的“航空新闻”也引起了当时我国各地的封建军阀的注意，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他们对航空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陆军第3师交通团里建立了一个飞行营，有单翼飞机2架。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被迫让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后称北洋政府），袁为了扩展他自己的势力，于1913年3月，把南京的飞行营调到北京，划归驻南苑的陆军第3师建制，附设随营教练班和一个很小的修理厂，派厉汝燕担任飞行教练兼副厂长。
袁世凯接受了法国顾问的建议，准备训练飞行人员，以便将来建立空军。1913年9月，参谋本部在南苑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北洋政府利用高利贷款向欧洲列强借到“善后大借款”30万银元，后由财政部拨出27万银元交给法国人博乐（此人后来任南苑航校飞行教官），经他向法国高德隆飞机公司用30万银元买回高德隆G—IV型双翼教练机12架（40马力、50马力和80马力的各4架），还有修理厂用的设备、器材等；与此同时，参谋本部第4局又拨款6万银元将北京南苑练兵场改为飞机场，建立修理厂和宿舍；委派秦国镛为第一任教练所所长、王鄂为教育长、留美回国的厉汝燕为飞行主任教官，蒋丙然、赵子臣等5人为学科教官。此外，航校还有2名法国飞行教练和2名法国教官。
1913年6月，飞机陆续运抵北京南苑，7月初完成其中6架的安装，全机涂成淡蓝色，机翼上面、下面及垂尾涂上红、黄、蓝、白、黑五星机徽，象征五族共和（中华民国当时的国旗为红、黄、蓝、黑、白）。7月中旬，南苑机场举行了飞机展出仪式并飞行表演。北洋政府为了炫耀它的第一批空中实力，除组织政府官员参加展出仪式外，还邀请了法国驻华外交官员和法国侨民莅场作兴。参观仪式结束后，开始飞行表演。法国飞行教官博乐少尉和奥巴少尉以及机械师波发和马丁尼茨，想尽各种办法显示他们的“风采”，中国的飞行教官和地勤人员也不示弱，几架淡蓝色的飞机各由两个地勤人员扶持机翼，跟随飞机滑跑，飞机相继升空绕场飞行。一些大胆的中国官员和法侨也随机升空，尝试一下上天的乐趣。从此，中国开始了官办航空的时代。
南苑航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是从陆、海军里挑选的50名优秀军人，分“寻常”和“高级”两期训练。1914年开始训练，计划1年毕业。飞行学生的训练程序是：先进行航空理论教育，内容有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飞机构造等；后讲解操纵要领，进行座舱练习，在地面练习滑行和起飞滑跑。只有训练达到良好成绩，方可升空。
进口的12架高德隆飞机，只有3架的座舱可坐2人，但却没有双套操纵装置，不过是多一个座位，由飞行教官操纵，带飞行学员上天领略一下飞行感觉罢了。因而，这批学生从第一个起落开始，都是单飞。第1名单独飞行的学员叫杜保铭，此人有股蛮劲。经过教官再三叮嘱后，他在一片欢呼庆贺声中登上了飞机。起飞滑跑还算顺利，可是离地后上升角度过大，在几十米的高度上飞机失速坠毁在农田中，摔得肢离体破。飞行员只是膝盖受了点轻伤，当大家赶到出事现场，他从飞机残骸中钻了出来，还喃喃地说：“没啥子，没啥子，不要紧……”，轮到第二个飞行学员尉迟良单飞，他接受了杜保铭的教训，向主任教官厉汝燕作了个起飞请求后，便登机顺利起飞，绕机场飞了一大圈后便徐徐下降。谁料在着陆时，忘记了向后拉杆，致使飞机前轮触地来了个“三级跳远”。可幸，飞机没有损坏，只是飞行员的左手被油门杠杆划破了一块皮。这样，闯开了放单飞的路子，后面的放单飞就比较顺利了。
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学员们完成了航线起落、空域训练课目。最后一个课目是三角航线长途飞行，航线是北京—天津—保定—北京。到年底，有41人拿到了毕业证书。这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
1914年6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法国飞行教官的相继回国，更主要的是飞行器材补充等困难，第二批学员从1915年3月入学到1917年3月才毕业了42人。以后，南苑航空学校于1920年3月招收了第3期学员50名，改用了英国爱佛罗公司制造的505K式和维克斯公司的小梅式教练机来教练飞行，学期为2年。1923年4月，毕业学生40人。这时，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航空学校，隶属于由航空事务处扩大改组的航空署，训练课目与前两期相同。1923年5月，招第4期学员50名，1925年11月，毕业35人。
南苑航空学校最初用的是高德隆教练机，发动机的功率小，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6公里，在地面滑跑100米就可以起飞。由于飞机都是单座的，不能由教官带飞，不便于飞行员学习飞行技术。后来更换了较新的爱佛罗教练机，有100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152公里。小维梅有360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160公里。新飞机性能较好，但不易掌握，常发生事故。
北洋政府创办航校的目的是培养飞行人员，准备建立中国空军。但是这个学校拖拖拉拉地办了十几年，训练了4期学生，始终没有建立空军。第一、二期学生毕业的时候，全国还没有需要飞行员的机关，所以，航校毕业生毫无出路，只有留校候差，或者再回到原来的单位。
南苑航校虽然十几年中仅仅造就了117名飞行人员，但有些人后来成为航空上的重要骨干，在中国航空史上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1926年间，直奉第二次战争时，张作霖占领北京、将南苑航校的飞机器材全部运到东北，我国第一座航校终于停办了。
张作霖为这所中国第一家航校划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号。
这个“妈拉个巴子”的马贼！
2.孙中山立志“航空救国”。日本友人慷慨解囊。“香烟盒”炸弹炸得北洋政府派来了谈判代表，他们只有一个请求：不要再从飞机上投炸弹了！
1913年8月2日。一艘客轮驶出港口，在万顷波涛之上颠簸。
甲板上，一个人昂首而立！
他就是孙中山先生。此时，一群海鸥跃入他的眼帘。在孙中山先生看来，那不是一群海鸥，那是一群飞翔的梦幻。
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了，假如我们有空军……是啊，假如孙中山先生有空军的话，那么历史可能要改写了。但是，历史是不会“假如”的。
他踏上了异国之旅。
他要在异国的土地上来圆“航空救国”之梦！
他来到了东京。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热情地接待了他。
经梅屋庄吉先生的推荐，孙中山先生又结识了日本民间颇有影响的航空界代表人物坂本寿一。坂本是日本民间航空的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还留学美国洛杉矶，于1912年取得了国际飞行许可证书和美国飞行员证书。
孙中山亲自接待并宴请了坂本。席间，孙先生与坂本就飞机的作用和前景作了探讨，由孙夫人宋庆龄作翻译。孙中山先生谈笑风生。
孙中山对坂本说：“你看，用飞机在敌人上空撒下蒙汗药，使敌部队全部昏睡不醒，我们不用开枪打炮，只是去活捉俘虏就行了，这岂不是战争的一大革命吗？”
坂本会意地笑了。
孙中山先生要求坂本加入中国革命党。他问坂本：“怎么样，跟着我们党干吧！我们将在国内杭州修建机场，开办飞机学校，你务必加入我们党，然后作为我们的飞行教官。”
宴会后，坂本到梅屋庄吉家将孙先生这一想法对梅屋作了报告。梅屋大喜：“太好了，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报酬、资金不必担心，一切费用由我承担。”
次日，梅屋庄吉和坂本一起，办理了加入中国革命党的手续，还与孙中山先生具体商量筹建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步骤，并邀请立花了现、星野米藏两位飞行员着手筹建航校工作。当时，由于国内战争尚在进行，无法在国内建校，经过梅屋庄吉和坂本寿一两人多方奔走，交涉，建校地址开始选在陆军航空研究所所在地——所泽，基于政治原因，后改设于日本滋贺县八日市。
1915年4月间。“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在日本的土地上建立了。航校拥有3架飞机。
消息一传开，当时旅美、日、加等各地留学生及华侨青年纷纷报名报考，达140人之多，后录取47人。1916年5月4日，航校实施飞行训练。航校聘有日籍教官5名，美国顾问1名。
1916年5月24日，坂本向梅屋作了关于航空学校飞行训练情况的报告。在训练飞行之前，为了使学员进一步感受到行驶中的速度，特此为每个学员买进了1辆自行车。训练需要汽车，八日市尚无一辆汽车，梅屋又亲自送来一辆。航校经费来源除了党外援助和贷款之外，还有梅屋庄吉的私人捐赠。梅屋担任航校顾问，飞机场的地租、购买原料、自行车、汽车的费用，还有学员的住宿费、伙食费、津贴费等都是梅屋捐赠的。
1915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孙中山先生决心组织讨袁航空队。并敦促华侨革命团体“竭力筹捐，多购飞机”，称“此时购飞机，组织飞机队参战，至为重要。”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离日归国组织讨袁战争。5月9日，发表了《第三次讨袁宣言》。一时，云南的蔡锷、李烈均揭竿而起。但云南距离北京甚远，军事上对袁世凯构不成太大威胁。孙中山先生决心在其心腹之地，给予军事上的打击。4月2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梅屋庄吉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武器输入委员，负责掌管革命党的经费和武器输入工作。为此，梅屋筹集了大量资款。梅屋在为中国革命军捐赠资款中，仅1911年就多达28.6万日元（相当于今日的6亿元）。孙中山流亡日本时，梅屋不仅与其他日本友人一起周保卫孙中山的安全，而且为孙中山先生提供食宿和活动经费。
孙中山曾说：“一架飞机将胜过一万兵丁，有了飞机，革命将取得胜利。用飞机参战，出奇兵以制胜，一定要派飞机参战。”
1916年5月24日，孙中山先生发出预先号令，准备将在日本的航校迁回山东潍县，改编为讨袁飞机队。
在运往回国的飞机中，有教练机、单翼机。梅屋还租了一架飞机，并为此付出很大一笔资金。
6月6日，袁世凯暴死，黎元洪继任。孙中山先生此时对飞机参战的要求日益迫切，并在组织上迅速加以落实。飞机队下设3个队：每队12人左右，全队共87人（其中9名日本人）。6月30日离日本神户，7月2日下午抵达青岛，4日乘火车往潍县转移。
潍县位于胶济铁路干线要地，县内乃一马平川之地。当时城内为北洋政府军所占据，而革命的东北军则在城外包围了潍县县城。两支军队相互对射，在一片枪炮声中，飞机完成了组装，立即起飞，在政府军的头顶泄下1万张“快投降，否则就要投炸弹了”的传单，引起敌军巨大的恐慌。
在此后进行的轰炸飞行中，由于当时没有专用的航空炸弹，于是，革命军找来许多装“三炮台”香烟用的空烟盒，当中装入炸药和***，制成土炸弹。使用这种炸弹时，由飞行员操纵飞机对准轰炸目标，负责投弹的人坐在后舱，点燃***，然后用手掷下。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专用航空炸弹。这种原始炸弹的威力不大，但是心理效果却不小，引起北洋军的极大恐惧。
在讨袁战事激烈之时，坂本、立花曾驾驶着飞机在济南府的上空投掷了数枚炸弹。这是中国战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飞机投弹。当时，执行投弹任务的中国飞行学员，可称上为中国空军的第一代领航轰炸员。
尽管这些炸弹是土造的，威力微不足道，但那嗡嗡的机鸣声和爆炸声，却把袁世凯的督军靳云鹏和援军张怀芸吓得胆战心惊，靳云鹏因此而辞职。飞机作了4～5次轰炸之后，北洋政府军派来了谈判代表。谈判代表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请求，就是不要再从飞机上投炸弹了。
9月21日，双方举行了签字仪式。
不久，这支航空队宣布解散。3架飞机被运往南苑航空学校。后经日本政府交涉运回日本。
“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与航空队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航空救国”光辉思想却留了下来。
梅屋庄吉，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倾尽全力的日本友人，中国人民将不会忘记。
中国的天空将不会忘记。
1934年11月23日，梅屋先生在东京病逝。为了表彰这位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
那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奖赏。
3.一架飞机击溃一个师。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首飞式上，孙中山问谁愿意试飞，宋庆龄微笑着走出人群。黄花岗的三里岗，孙中山泪祭“中国航空之父”。
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航空事业。为早日结束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他深知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空军。
1918年，孙中山电召旅美华侨杨仙逸回国，意让杨仙逸组建中国革命空军。
杨仙逸祖籍广东省中山县北合乡，1891年9月6日生于美国檀香山，其父是一位华侨资本家。
1879年至1882年，孙中山曾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就读，与杨仙逸的父亲杨著昆先生成为密友。
杨仙逸从小就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的熏陶。他1909年从夏威夷大学预科毕业后，又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哈里大学攻读机械专科，毕业后，为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主张转到纽约茄弥斯大学航空专科，攻读水陆飞机结构性能及驾驶等技术，后获美国航空协会授予的制造飞机兼驾驶飞机的甲等学位。继而再获万国飞行会水上飞行和陆上飞行执照，成为当时的檀香山华侨擅长飞行技术第一人。
1916年，曾任临时参议会会长的林森先生在华侨的赞助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这所中国航校设在纽约州布法罗寇斯蒂飞行学校内，首期学生20名。杨仙逸闻讯后专程赴纽约，积极协助林森先生办校。经两年勤奋学习，尽得水陆飞机的驾驶技术及构造奥秘。
孙中山电召杨仙逸回国后，于1919年组成了“援闽粤军飞机队”，并任命他为飞机队总指挥。不久，桂系军阀莫荣新背叛了孙中山，盘踞在广州市越秀山一带，负隅顽抗。孙中山当即命令杨仙逸率领飞机队，从福建回师广东，配合援闽粤军作战，驱逐叛敌。
9月26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广州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声中。那一天，天高云阔，碧空如洗。突然，明净的天空出现了一架寇蒂斯HH—16型水上飞机（绰号“大鸭婆”）。
这架飞机从珠江口外三灶岛水面飞向天空。驾驶它的人就是杨仙逸。
“大鸭婆”升空后，直逼莫荣新设在越秀山南面的广州督军公署，对准观音山俯冲轰炸。倾刻间，3颗炸弹在叛军的指挥所里开了花。正在举行军工会议的莫荣新及其幕僚被炸得四散逃命，莫部官兵惊恐万状，狼狈撤出了广州城。援闽粤军未费一枪一弹开进广州，避免了一场拼杀。一架飞机击溃了叛军一个师成了空战史上的奇迹。正是在这架飞机的协同作战下，战斗进展异常顺利。至10月，就将叛军逐出广东。
次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任命杨仙逸为总统府侍从副官，并委以筹划发展航空事业的全权。为表示自己对航空事业的重视，孙中山特题横披一幅“志在冲天”赠与杨仙逸，让杨仙逸组建中国空军。
1921年初，杨仙逸根据孙中山先生指示：一是物色和培训飞行员；二是出国筹款购买飞机。在国内挑选了一批年轻人，带到美国接受航空训练，并在国外招聘华侨中的航空人员。
杨仙逸先后招聘了数十人。所有的经费都是其父杨著昆先生赞助。很快，这批学员就掌握了飞行技术。杨仙逸原打算统领回国，因所购飞机迟迟没有运回国内，这批人员只好暂时留在美国，继续学习和提高技术。
杨仙逸为筹款购买飞机，历尽种种艰险。到日本时，由于北洋军阀与日本帝国之间相互勾结，派出密探进行恐吓，阻拦华侨捐赠。到墨西哥和美国后，杨仙逸力举孙先生“航空救国”主张，得到爱国华侨的支持。
1924年，杨仙逸到达夏威夷后，路过家门，却踌躇不决。他反复问自己：见不见父亲。杨著昆老先生1873年离开广东，到美国谋生，苦心经营成为富商，曾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捐献了不少资金。而眼下商业不景气，要不要动员父亲捐款呢？如不见父亲就没什么，若见面了，就无法避开这个话题，因而他左右为难。但思父心切，一下车，他还是直奔麦基忌街164号的家门。
父子相见，分外亲热。杨著昆先生早已从报上得知孙中山筹款购机一事。没等儿子开口，便拿出一张可购置4架飞机的银票交与儿子。
杨仙逸后来得知，他父亲为捐这笔巨款，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土地卖掉了，倾尽了所有财产。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祖国的空军建设。
杨仙逸不负所望，筹集了购得10架飞机及航空器材的款项，购置了飞机。可是，当时国内尚无机场可以降落，无法起运，只得将飞机暂存于屋仑郊外机场。不料此事被北洋政府得知，北洋政府用重金收买外国流氓纵火焚烧了6架飞机和全部器材，使数月心血，付之一炬。
挫折没有压倒杨仙逸。在他的带动下，利用剩下的4架飞机在美国各地巡回作飞行表演，扩大在华侨中的宣传，终于又购买了6架，补回了损失。
1922年12月6日，孙中山委任杨仙逸为航空局局长。次年3月，杨仙逸着手改组航空局，又建设在广州大沙头建立飞机制造厂，自己兼任厂长。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第二年4月，沈鸿英反戈，向广州发动进攻。孙中山下令飞机队配合陆军追击叛军。但此时广州只有一架“大鸭婆”飞机。杨仙逸立即组织黄秉衡、林纬成和机械长杨标起飞轰炸。当敌前锋窜至广州近郊白云山一带时，为遏制叛军的攻势，在此关键时刻，杨仙逸亲自驾驶“大鸭婆”进行炸射，叛军狼狈逃窜，当即解了广州危急。
沈鸿英正至肇庆，继续顽抗。杨仙逸又率队每日出击，轮番轰炸和扫射。一连数日，叛军伤亡惨重，最后向广西流窜。
1923年6月，孙中山等率大军东征，与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等军阀杨坤如展开激战。杨仙逸又率飞机队参加战斗。8月15日，空战异常激烈。周宝衡在对惠州敌军的空袭中，为取得更高的投弹命中率，飞机负伤。周宝衡临危不惧，将携带的4枚炸弹准确投向目标后，即迅速空滑脱离险境。
广州一役，显示了空军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但孙中山、杨仙逸感到，只有水机一架，实难应付广阔的战场，于是设法将在美国购买的那10架飞机尽快运回。后几经辗转，终于将购得的飞机运回国，使当时的革命空军的实力得到了加强。
但是，作为一支空军，10架飞机远远满足不了其需要。但又不可能筹集到更多的外汇来购买。于是，孙中山先生令杨仙逸着手在广州东山新河铺组建飞机制造厂。
杨仙逸从国外聘请了几名专家，奋战几十个昼夜，终于画成了第一张飞机设计图纸。
孙中山为飞机制造厂亲笔提写了“航空救国”四个大字，以示对航空事业之关注。同年7月，在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下，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终于诞生了。
试飞那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广州大沙头机场上人山人海，喜气洋洋，人们奔走相告，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而欢欣。
在机场一侧，临时搭起了一个检阅台，台正面悬挂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桌上铺着整洁的蓝色桌布，地面铺着红色的地毯，四周摆满鲜花翠竹。机场内彩旗招展，在检阅台一侧约20余米的草坪上，一架深黄色的双翼双座单发飞机披着阳光，吸引了所有的视线。照相机不断闪烁。
离试飞时间差10分钟，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女士驱车来到机场。他们是专程来参加首飞式的。
杨仙逸任试飞总指挥。今天，他换了一身整洁的军装，伫立在检阅台一侧。当孙中山先生一行准时到达后，他让试飞驾驶员黄光锐作好准备。
黄光锐见孙中山的座车一到，快步走上前，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天气和准备情况。问是否按计划试飞。
孙中山先生微笑着走向飞机旁。杨仙逸不时地向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讲解飞机的构造和性能。当孙中山得知这架飞机有两个座舱时，除驾驶员外，还可以乘坐一人。就大声对人群说：“在场的诸君，谁愿意乘机试飞？”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左顾右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人回应。
那时，飞机发明不久，由于种种原因，飞机失事时有发生，当时乘坐飞机颇有点冒险一样。那时乘坐飞机的人寥寥无几，更别说谁敢试飞了。
孙中山环视着众人，微笑着，等待着。站在他身边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在环视着人群。
宋庆龄女士见无人敢响应，内心十分焦急。只见她头一扬，微笑着走出人群。
她朝前走了几步，回过头，嫣然一笑，对着孙中山先生说：“我愿意试飞。”
孙中山凝视着宋庆龄。少许，微笑着点了点头。
负责试飞的驾驶员黄光锐，帮宋庆龄戴好飞行帽和飞行眼镜，然后扶她跨进后座舱，并帮她系好保险带。然后，自己走进前座舱……
杨仙逸一声令下，飞机滑向跑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凌空而起。
人群激起一阵欢呼声。
飞机在空中盘旋着，作出几种特技飞行动作，试飞十分成功。
飞机徐徐降落，停在绿色的草坪上。所有的人一齐涌了上去，与黄光锐和宋庆龄握手，热烈祝贺试飞成功。
试飞顺利完成后，在场人员为了表示对宋庆龄的敬爱，一致请求用宋庆龄在美国留学时用过的英文名“Rosamonde”——乐士文，来为这架飞机命名。于是“乐士文1号”（因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几个字印在黄灿灿的机身上。
位于中国昌平的航空博物馆，还珍藏着这架飞机——中国的第一架双翼飞机。但是，这是一架仿制品。飞机完全按照原来设计仿制的。
为了表彰杨仙逸的卓越功勋，孙中山先生欣然命笔，称誉杨仙逸为“革命空军之父”。
这年秋天，航空局组成飞机队，黄光锐任队长，参与讨伐陈炯明的叛军。飞机队作战勇猛，飞机在向叛军轰炸时，中弹数十处，仍攻势不减。在飞机队的支援下，地面部队收复了博罗。
为彻底消灭叛军，飞机队又挺进博罗，与惠州叛军激战。不料惠州城垣坚固，粤军屡攻不下。孙中山令虎门要塞司令，将24门要塞大炮移到海湖；并令鱼雷局局长，将鱼雷改装为地雷，7架飞机轮番对惠州实施空中轰炸。但仍难以奏效。杨仙逸当即决定将水雷改为炸弹，从空中摧毁惠州城垣。1923年9月20日，在距惠州前线不远的海湖河面的工程船上，改装水雷时，突然发生了爆炸，杨仙逸当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2岁。同时牺牲的还有要塞苏司令，鱼雷局谢局长、飞行员吴顾枝、马瑞鳞等多达一百余人。所有船只及设备炸毁无存。
孙中山闻讯极为震惊，立即赶到出事地点。于23日早，发现杨仙逸的遗体漂浮至博罗江中水机旁，面不改容。所有在场人员无不泪下。现场与博罗相距30余里，足非异事。孙中山万分悲痛，他给杨著昆老先生去信中说：“仙逸罹难，使我痛失右臂”。悉后，孙中山念及杨仙逸为中国空军建树特殊，战绩彪炳，以大元师名义追赠杨为陆军中将，定其9月20日为“航空节”，安葬在广州市黄花岗的三里岗，后迁广从公路侧之贤庄附近山麓。1981年再迁至黄花岗72烈士陵园内。
本世纪进入20年代，我国的航空事业才真正兴起，但与西方各国相比相差甚远。这主要是在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纷纷购买飞机并配以相应设施。广东一直是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得比较早的地区，它与孙中山先生是分不开的。1924年9月，广东航空局在大沙头创办了航空学校，后于1935年迁到白云机场，到1936年共培训了7期学员，毕业约有500人，充实了地方空军。据说广东空军的空力，并不在当时的蒋介石的南京空军之下。但后来蒋介石以2300万元的价码，把广东空军连人带机收买了过去。1936年8月，广东航空军校和在校100名飞行学员全部归属南京空军。
1922年9月，东北军阀张作霖在沈阳创办了航空学校，使用在直皖战争中从北京抢去的10多架飞机，请外国教练出任航校教官。
云南省航空处于1922年至1935年先后购进飞机20架，训练出百余飞行员。
山西阎锡山也购得杂牌飞机30架，先后训出67名飞行人员。
湖南于1930年设立了航空处，下设2个航空队，一个航空训练班，培训出24名飞行人员。
1928年底，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了航空队，1929年改为航空班。后于1931年7月迁至杭州笕桥。清一色的美国教官和美式飞机。再于1934年又与意大利空军接轨，在洛阳办起了分校。
中国空军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立的。它的初期是以办校培训飞行人员为主，而实用于战场上并不多见，但却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美丽的西子湖畔上空，“太阳旗”支离破碎。苏联一支志愿航空队悄悄进入西北。兰州大空战，江桥英次郎气急败坏宣布日本空军“停止对兰州得不偿失的轰炸”。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美丽的西湖在丽日下余波不兴，显得那么娴静、柔美，又多添了几分妩媚。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不仅风景秀丽，而且美女如云。这里不仅流传着许仙、白娘子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还留下了那些令人柔肠百结、梦牵魂绕的地名：断桥、金山寺、雷峰塔……让人浮想联翩。
然而，1937年秋天的西子湖畔却游人寥寥。天空正飘着凄风苦雨。
“7·7”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抗日战争爆发了。羽毛尚未丰满的中国空军面临着艰难的重负。为此，南京国民党空军调整了战略部署，将当时装备最精良的寇斯蒂·霍克—Ⅲ歼击机大队由江西南昌调往河南周家口机场。这样，既可出击华北，又可支援宁、沪。8月5日，第4大队当即完成这一战略部署。
8月13日，驻扎在上海的日军突然无故闯入虹桥机场，挑起事端。中国军队毫不示弱，奋起抗击，爆发了“8·13”松沪抗战。消息传到南京，南京航空委员会办公大楼灯火辉煌，当时的空军司令周至柔迅速召集空军将领部署战斗。
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第4大队长高志航冲了进来，浑身被雨淋了个透湿。
高志航的第4大队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飞机。
周至柔司令惊喜地奔了过去，一把抓住高志航的手，说：“你来了，太好了！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全叫不通。”
另外一些将领已纷纷迎上前来与高志航握手。
周至柔亲热地拉着高志航就座后，关切地问道：“你怎么来的？”
“搭外国的一架运输机来的。”
原来高志航从收音机里得知上海的战况后，当即打电话给南京空军总部，结果电话不通。当时正有一架外国运输公司的一架客机降落在周家口机场，高志航命令这架飞机立即把他送往南京。没料想，南京也正着急等他的消息。
空军司令部分析了当时的战况，一致认为日军对我最大的威胁是“第三舰队”。他们不仅用舰炮支援陆军在虹口的战斗，还可运送、掩护增援部队在上海实施登陆。消灭第三舰队是空军的当务之急。航空委员会决定调第4大队于次日（8月14日）由周家口飞往杭州，担负轰炸第三舰队的任务。
明确任务后，周至柔司令拍着高志航的肩臂，语重心长地说：“上海之战，事关重大，空军的担子可不轻啊。”高志航厉言正色道：“志航定不负众望！”
发往第4大队的命令，穿过雨夜，到达周家口时，已是次日上午10时。
第4大队紧急起飞，一架架霍克Ⅲ飞机迎着暴雨，冲上天空，全速向目的地飞去。
21中队飞在机群的最前面，由李桂丹率领。
紧接着是高志航的“4001号”，由曹士荣驾驶。
飞机飞到芜湖上空，风云突变，气候更加恶劣，云幕极低。但狂风暴雨阻挡不了雄鹰。4大队立即改“人”字形编队变“1”字形编队，如一条巨龙穿云破雾。
下午14时许，地面指挥部接到报告，日本空军18架轰炸机正向宁、沪、杭方向扑来。
昔日柳浪莺啼的西子湖，在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中顿时充斥着惊乱和嘈杂。
连日来，杭州骤雨倾盆，笕桥机场一片汪洋。16时许，从机场东南方传来嗡嗡的飞机声，高志航和机场总站长邢铲非翘首而立，盼望着转场的4大队机群。当嗡嗡声越来越近时，两人不禁面带微笑对视了一眼后，继续举目雨空，搜寻4大队的银色机翼。
蓦地，空袭警报骤起。警报声和飞机马达轰鸣声响彻云霄。
不好，敌机来偷袭了！可第4大队的机群迟迟还没出现。
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危急关头，李桂丹率领的21中队9架霍克—Ⅲ出现在笕桥机场上空。
李桂丹第一个俯冲了下来。这时，他看到地面上有很多人跑过来，边用手指指他的飞机，又指指天上，嘴里喊个不停。他大惑不解，回过头看看身后，其它战友正在下降，雨越下越大，除了雨和雨中的友机，什么也看不清。
他滑向跑道，正要停机，忽见高大队长迎面冲过来，大喊：“起飞，敌机快到啦！快，快。起飞！”
他恍然大悟！猛地一踩油门，复又冲上天空。身后的2架僚机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21中队的其它飞机陆续着地，飞行员们正莫名其妙地看着中队长带着2架僚机飞回天上。再仔细一看，高大队长正指手跺脚向他们怒吼，看那架式和情形。高大队长准是在骂人了。于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飞回天上再说，就一架接一架地飞上去了。高志航的座机4001号落地后，没等驾驶员曹士荣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高志航一把将他拽下，跳进座舱，头也不抬地一拉机头，飞机溅起几尺高的水柱，箭一般地冲进雨空，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16时10分，中国航空史上著名的空战打响了。中国雄鹰迎战日本老鵰。
前来偷袭的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他们从新竹机场起飞，机场为欢送他们出征，奏响了海军进行曲。
和麦克阿瑟一样，大日本帝国根本就不承认中国有空军。尽管当时中国空军大约有3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但在他们看来，简直像几架破风筝一样不值一提。他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大日本帝国所向披靡，皇军不可战胜，“太阳旗”不仅能代替中国的红日，还能遮蔽中国的蓝天。
这正如麦克阿瑟所幻想的那样：让星条旗覆盖中国的日月星辰。从这一点来说，麦克阿瑟是重蹈了日本人的旧辙。
第4大队的英雄们，在高志航的率领下，满怀国破家仇、新仇旧恨，拨云而下，冲向敌机群，将血泪、悲愤、羞辱……积压了许久的冤仇一齐瞄向敌机。
“注意警戒，保持搜索编队。”高志航命令道。
我机群穿云而下，寻找目标。
看见了！高志航刚刚按下机头，就发现一架日机正在低空寻找目标。若是天晴，很可能已经开始投弹了。幸亏是雨天，大雨挡住了视线，目标淹没在密集的雨中。高志航想着想着立即俯冲了下去。
近了，更近了。他瞄准那架日机双枪齐发。狡猾的日机一个跃升，钻入一团黑云，不见了。高志航正要继续搜索时，却猛然发现狡猾的日机已经爬到他的头顶，正向自己瞄准。
高志航怒火中烧。狗日的，跟我来这一套！他猛地拉直机头，迎了上去，占据有利位置。刚才自己心急，这下可要稳扎稳打，先利用烟雾般的云作掩护，寻找机会，他心想。
机会终于来了。在高志航的前方出现一个云洞，他像狡兔一样从云洞里钻了出来。一眼就盯上了一架涂着褐绿色迷彩的双发双垂尾的庞然怪物，连那俩个贴在翼端的“红膏药”标志都看得清清楚楚。
日军这个轰炸机群是日本驻台湾航空队，由新田少佐率领的袭击杭州小队。高志航咬住的这架敌机是这个轰炸小队的领队，桃崎三空曹驾驶的三菱G3M1（96陆攻）机，3号机。高志航瞄准它的后尾，射出一串复仇的子弹，当场将3号机驾驶员击毙。这时，21中队分队长谭文也赶了过来，在他的协助下，高志航做了个急降上翻动作，窜到敌机腹部死角位置，垂直上冲，距敌机约150米时，再次瞄准射击，子弹击中敌右发动机，一股浓烟卷着烈火向后喷出，随即听见“轰”的一声爆炸。敌机凌空开花，金属碎片像天女散花般飘入钱塘江，而敌飞行员的尸首却扔在了机场北面的半山坡上。高志航首开抗日战争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敌机的纪录。
高志航并不满足，又在追赶另一个猎物。21中队的李桂丹、柳哲生，王文祥共同作战，击落一架敌机。日军山下一空曹驾驶的3小队2号机被高志航轮番射击，飞机左翼中弹14发，右翼中弹21发，其余部位中弹73发，踉踉跄跄逃回新竹机场。
第4大队的22中队转场中因躲避雷雨偏航了，被迫就近降落在广德机场，加完油后，再飞笕桥。说来凑巧，在飞往杭州途中，正好撞上了欲空袭广德机场的9架96式日机，经过一场激烈的空战，由小川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被分队长郑少愚射中多处，带着颠颠覆覆的残躯返航。当飞至基隆港外寮岛灯塔附近时便坠落了（飞行员获救）。
在钱塘江上空激战的我中国空军10多架霍克—Ⅲ因油燃尽纷纷撤出战斗。
战斗进行了整整30分钟。抗日战争史上的第一场著名空战结束了。我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6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战绩载入了史册，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驰名中外的“6:0”空战，它不仅鼓励了全国各界人民奋起抗战的热情和斗志，更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本大本营“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了黄粱一梦。
15日拂晓，木更津航空队再次偷袭杭州，30多架敌机在空中横冲直撞，如同示威。我中国空军奋勇迎击，战斗中，高志航试图迫降一架敌机，不幸受伤，右臂被划破一条2寸长的伤口。落地后，被送进医院治疗。
高志航出院后，积极革新霍克—Ⅲ飞机。霍克—Ⅲ是单发动机，时速363公里，机上装有带协调器的三叶螺旋桨间隙发射子弹的机枪2挺，机身下可载500磅炸弹1枚，两翼下可载18磅炸弹8枚，实际上是一种俯冲轰炸用的攻击机，而不是用于空战的歼击机。这种攻击机与日军的“96”战斗机相比，各种性能都逊了几筹，主要是速度和火力，因而常常吃亏。鉴于当时空战情况，高志航设想将这种歼、轰攻击机进行改造。改成歼击机，因为那时中国空军需要的是以防空作战的歼击机。他认为，如果去掉霍克—Ⅲ的副油箱，整流罩、大炸弹架和小炸弹架，包括灯，霍克—Ⅲ的时速可增加35英里左右，在爬高、俯冲、攻击各方面一定更灵活。
高志航把自己的设想方案报告了总站长和总指挥，却无人敢做主。他只好向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直接报告。宋美龄女士马上批准了这个方案。
霍克—Ⅲ按高志航的设想改装后，连续出征了两次，打了两个漂亮仗。一次，日机夜袭南京，高志航令南京城灯光全部熄灭，开放事先伪装的假机场灯光，敌机中计，向假机场疯狂地轰炸、扫射。等敌机发泄完毕后，返航时，高志航率领的第4大队埋伏在南京附近汤山上空进行截击，使日机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第二次，敌机再次夜袭南京，见南京一片漆黑，误为飞错航线，恐油料不足，遂返航。这时，高志航率领的第4大队再次突然出现在汤山上空，实施空中拦截，击毁大部敌机，剩余敌机仓惶逃窜，孙忠华率队跟踪至上海虹桥敌占机场，机场之敌误为是自己飞机返航，开灯引导着陆，并准备为之加油。孙忠华乘机投弹，顿时火光一片，爆炸声声，敌机场乱作一团，损失惨重。
据韩明阳先生载文著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空战异常频繁，使能够升空作战的飞机越来越少。中国先后计划向各国订购，但是各国恐日军事力量，尽力避免与之发生冲突，均先后取消了合同。中国空军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为“无米之炊”。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借款协定，先后签合同约3亿美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苏联的战斗机72架、轰炸机54架、侦察机20架以及战车、火炮、弹药等陆续运到中国。
这是当时来自外国的唯一支援。
10月，新任空军驱逐司令的高志航，奉命带队到西北去接收苏联飞机。此事属绝密。
没人为他送行，高志航司令将受伤时的一万慰劳金留给了妻子。
苏联的飞机都在兰州，高志航领队到达后，驱车直奔机场，只见一排排崭新的飞机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上，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一行人激励地扑向飞机，用手抚摸着机身，一个个饱含热泪。
苏联有偿支援的这批飞机是依—15、依—16两种战斗机，初看上去脑袋大、身子小，翅膀短，但性能比日本的95、96两种战斗机要优良得多。中国飞行员做梦都想有一批先进的飞机，现在终于梦想成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苏联技术人员和教官的陪同下，他们边走边默记新飞机的性能和操作要领。苏联技术人员介绍完毕，高志航迫不及待地跳进座舱，驾驶着一架依—15冲向跑道。
苏联同行一看，又是担心，又是摊手耸肩，目不转睛地盯着升入高空的飞机。这种飞机虽然性能优越，但很难驾驶。机头拉高了会失速掉下来，机头拉少了又起不来。在苏联，敢驾这种飞机的飞行员一定得带飞合格才能放单飞，因而地上的人都为高志航这位中国空军驱逐司令的冒失捏了一把汗。
高志航开始在机场上空进行平飞、上升、下滑以及小坡度盘旋等简单特技动作，那十分标准的飞行状态已引起苏联同行的注意。继而飞机加快了速度，发动机也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只见飞机上下左右行若游龙，惊得苏联同行目瞪口呆。当他们明白过来时，欣喜地大喊：“乌拉，乌拉！”
高志航的冒险是战场形势危急给逼出来的。由于我抗日部队缺少空力防护能力，10月26日，上海大场守军遭受了150架日机的轰炸。大场是淞沪战役的焦点，大场失守，上海与南京危在旦夕。可这时天公不作美，它把西北高原的特产——风沙、寒冷、大雪献礼般地和盘托出。高志航伫立在大风雪里，挑战似地望着弥漫的天空，作出了自己单机试航的决定。苏联朋友明白极力劝阻，而高志航的部下默默凝视这位自己的新司令官。他们知道，高志航一旦决定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高志航迎着风雪，告别了西北高原。
这条航线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再加上漫天风雪，中途高山险阻，航程艰难万分。当地有句民谣：“六盘山上高峰，伸手可摘星星”。而依—16飞机油量少，沿途又没有备降机场，倘若中途迷航，连返航的可能性都没有。
高志航升空后，兰州机场陷入焦躁不安之中。
傍晚，从西安传来了消息：高司令安全降落。
次日，风雪更大，乌云密布，中国的飞行员和苏联朋友守候在机场，他们认为昨天高司令是侥幸，今天不相信他能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重返兰州。机场的人把帽子拉下来，扣住，以防大风吹落。到了吃饭的时候，苏联朋友的大鼻子一个个冻得红彤彤的，像一只只草莓。
“快看！”
风雪弥漫的苍穹中，一个小黑点钻出云来，由小变大。
“是高司令！”
“啊！高司令回来啦！”
机场一片欢呼。
高志航一个漂亮的轻三点降落在“T”字布旁。中国飞行员们冲上前去，把高司令抬了下来。
高志航亲自试航后，进行大编队试飞。结果铺天盖地的大风雪把编队的飞机打散了，十几架飞机在一片混乱中损失了6架，其余飞机只好返回兰州。
试飞失败了，高志航痛心疾首。不日又传来消息：上海失守。
高志航再度决心次日晨由兰州率队直飞南京。计划在兰州起飞后，经过六盘山在西安降落加油，然后，经洛阳飞周家口进行再次加油之后，直飞南京。这样，当天就能升空作战。
但是，南京否定了这一计划，严令他到西安加油后在洛阳再补充油料，然后飞周家口过夜，次日飞南京。
高志航不同意，极力陈述自己的转场计划，力争第一方案。南京顿时火冒三丈：“不要忘了你几天前失事的损失，6架！6架！”……
高志航也火了，“我损失了6架，我将打下6架敌机来作抵偿！请你明白，我是在前次损失的教训上，对整个航线的天气，队员的技术、体力等诸多方面都详尽了解的前提下拟定的计划。我不能说万无一失，因为飞行本身就有危险，但这是战争，我的一切计划均以此为基点！”
“执行我的命令！”
南京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虽是当时中国的空军英雄，但更是一名地道的军人。
历尽千难万险之后，11月21日，高志航率领14架飞机到了周家口。按照上级的命令，在这里过夜，次日飞往南京。高志航看看表，如果不在洛阳落地，现在已在南京了。他浓眉紧锁，不知如何来打发这寂寞寒夜。战争的分秒迟延都会导致流血牺牲。南京这一决定，给中国空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然这是后话。
次日晨，高志航早早来到机场。昨夜他彻夜未眠，只待天明迅速起飞，赶赴南京，与日寇寻机决一雌雄。不料，南京来了急电：“南京大雨，天气恶劣，切勿起飞！”高志航默默无语。
该死的天气，一直把他们困在周家口，一等就是几天。11月23日，终于接到南京起飞的命令。这天拂晓饭毕，全部人马开进机场，一架一架的飞机开始试车。
突然，指挥楼里匆匆跑出一个人来，大声呼喊：“高司令，有紧急警报！”喊声刚落，空中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敌机钻出云层，已经到达机场上空。
“快，起动发动机，起飞！”高志航一声令下，自己首先跳进座舱。
“高司令，来不及了，快下来！”东北方向黑压压一群日机已经扑向机场，并作好了投弹准备。
高志航仍在稳稳地发动飞机。可飞机发动机有意刁难他似的，就是发动不起来。
“快扳螺旋桨！”高志航平静地对机械师喊道。
“敌机投弹了！高司令快下……”有人大声喊。
高志航大怒：“这是打仗，再废话枪毙你！”
他转过脸、微笑着对机械师说：“不用慌，咱们再试一次吧！”说完，他抬起头向天空望去。
天空下了一阵黑雨！
那黑雨越来变得越大，砸到地上，发出“轰、轰”的爆炸声。
敌机投弹了。
高志航一把将机械师推入机堡内。这时，整个机场只剩他一人和那些怒视长空的飞机。
瞬间，他和飞机一起笼罩在火光、硝烟和爆炸声中！
高志航，这位中国空军的第一位“空中战斗英雄”在与日寇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被追授他为少将军衙。
高志航为中国空军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但到1937年底，飞机损失过半，难以与日本空军继续匹敌。这主要是侵华日军拥有各种作战飞架800余架，而我方只有300架；日本有生产飞机的工业基础，而中国尚无一个飞机制造厂，所需空军装备全部依赖进口。日军的飞机损失后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中国空军损失一架少一架。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中国空军所乘的作战飞机全部调离前线，转到大后方。此时，日军侵华空军飞机多达1000余架。
中国空军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军了。
正是在中国人民抗日的艰苦时期，斯大林，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派来了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0月，在苏联中亚阿拉木图和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启程，经新疆和蒙古悄悄进入兰州。然后编组分赴中国各地前线机场，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
1937年12月1日，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歼击机群到达南京的当天，便先后5次升空作战。经连续3天激战，共击落敌机20架。机群一直战斗到12月9日，日军逼近芜湖，危及南京时才撤至南昌。
1937年12月4日，11架日机首次空袭兰州，被驻兰州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迎头痛击。
1937年12月21日，苏联元帅罗希洛夫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宣布：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装备，援助4个大队的飞机共124架，并继续派遣空军志愿大队来华与日作战。
一时，由中苏混合编队机群与日本空军在天空展开了大搏杀。
1938年2月23日清晨，中苏混合机群从武汉机场起飞轰炸台湾的日军松山机场。在这样长的航线上实施轰炸出航，飞机的性能已达极限。为节约燃料，增大航程，机群在5500米的高度上向台北出航。那时，飞机上还没有配备氧气设备，飞行员们克服了高空缺氧困难。到达台湾海峡时，整个机群降低高度2000米，抵达台北时再爬升到4000米。为了迷惑敌人，机群先向台湾以北飞行，随后作急转弯降低高度。抵达松山机场上空时，3个9机编队依次进入目标区上空，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日机场毫无准备，也没有设置伪装，既无歼击机起飞拦截，又无高射炮火拦阻。混合机群完成任务后，降落在福州机场加油，安全返回武汉，无一伤亡。事后据日方透露，这次轰炸，击毁日本空军飞机40多架，机库以及可用3年的油料储备亦被摧毁，机场处于瘫痪状态，一个多月，松山机场未起飞一架飞机。日本大本营恼羞成怒，将台湾省省长革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上了军事法庭。
1938年6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全月出动14次，分别由汉口和南昌起飞61架次，轰炸安徽省长江江面的敌舰艇11次，炸伤敌舰2艘，命中敌大型舰3艘，着火炮舰9艘，炸沉敌舰6艘；出动СБ—2轰炸机16架，轰炸敌占领之芜湖、安庆机场。
1939年，在著名的“2·18”、“4.27”、“5·31”武汉大空战中，中苏飞行员击落敌机48架，击伤9架。苏联飞行员古边科用空中撞击方法撞掉一架敌机，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金质勋章。
8月12日，日军出动120架飞机对武汉进行密集轰炸，苏联志愿航空队尼古拉延科率40架歼击机迎战，击落敌机16架。
在武汉保卫战中，中苏共有4个航空机群计180架飞机参战，航空机群一直战斗到10月上旬，日军距汉口只有不足100公里时，才将机群转移到重庆、成都、温江等地。
苏联志愿航空队在中国的天空，用热血写下了一行行生命的狂草！
1939年8月14日，东方刚露鱼肚白，库里申科又率领着他的大队出航了。他像平时那样，脸上挂着永远的微笑，泰然自若。登机前伸出食指和中指，做了个“V”字。
下午14时，库里申科大队在武汉上空同德制梅塞斯密特歼击机展开了殊死的空战。在这次空战中，库里申科击落了6架敌机。不幸的是他的座机也被敌击中，好不容易突出重围，飞到扬子江上空时，飞机已经失去了控制……
为保护飞机不受损失，他凭着高超的技术，将飞机降落在扬子江中，帮同机组的领航轰炸员和射击通讯员脱去保险伞的保险带，准备凫水到岸上。但疲劳过渡的库里申科终没能游到岸上。湍急的扬子江水淹没了这位苏联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生死与共的朋友。1个多月后，库里申科保护完好的轰炸机被打捞了上来，库里申科身上还穿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律保护”的大坎肩，仿佛在诉说着那空战中的日日夜夜，诉说着中苏人民的源远流长的友谊。
库里申科英魂永存！
关于苏联志愿航空队——这只高加索的雄鹰写在中国天空的故事太多了。
1938年2月，日军“四大天王”之一的“空中霸王”南乡茂章率领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36架轰炸机，在18架歼击机掩护下袭击南昌。中国空军在第3大队长罗英德率领下起飞迎战，苏联志愿航空队勃尔盖维森斯基大队紧随其后。
空战中，罗英德盯上一架日机，正准备大角度进攻时，突然发现苏联志愿军航空队领队长机被一架敌机咬住尾巴，情况十分危急。罗英德立即俯冲过去，对准这架敌机一顿猛打，敌机凌空开花，被击落的这架敌机的驾驶员正是日军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骄狂的南乡茂章。
战斗结束后，勃尔盖维森斯基跳下飞机，几个箭步冲到罗英德跟前，将其紧紧抱住，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勃尔盖维森斯基激动地把斯大林授予他的刻名手表转赠给罗英德。一时成为抗日前线的佳话。
1940年4月3日，中苏混合机群轰炸山西运城敌军营区及其机场，共炸毁敌军营房70～80栋，敌机场被摧毁。返航途中，与日歼击机群相遇，双方又展开了激战。激战中，何健生的飞机负了伤，自己也背部中弹，情况十分险恶，几架敌机趁势围了过来。这时，苏联机群在何健生周围编成密集队形，构成严密火网，且战且退，冲出敌机火力圈，胜利返回了基地。
这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谊，将永生永世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间！
据韩明阳先生提供的资料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初，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向我国提供了4.5亿美元的贷款；先后数批派遣军事专家3665人，其中有空军高级顾问日加列夫（1949～1957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等；来华苏联志愿飞行员2000余人；为中国提供了苏联当时最好的飞机1235架（依—15、依—16歼击机777架，CE—2轰炸机328架，CF—3运程轰炸机30架、教练机100架），以及机场设施、加油车、电台、汽油、飞机零部件和航空发动机，还有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00挺机枪。
中苏混合机群先后击落和炸毁日机986架，炸毁敌舰14艘，炸伤7艘，还杀伤地面大量有生力量。
在保卫中国领空的战斗中，苏联志愿航空人员有14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先后有100多名苏联志愿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兰州，这座位于黄河南岸、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忠实的见证者！
当时，几乎所有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都是经过兰州运往全国各抗日前线。因此，这里被日本大本营一直视为眼中钉。为了改变战局，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令，命侵华日军陆、海航空兵开展“制空进攻战”，以压制和干扰我之战略中心，并为此具体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陆、海军航空队协同在全中国各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我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和中国空军要地兰州。
日军为实现这个战略梦想，其陆军航空兵团火速完成了部署调整。
1938年底，侵华日军陆军航空兵团开始对中国内陆的要地进行空袭。
重庆和兰州，被日本空军列为第一轰炸目标。
重庆素有雾都之称。1938年12月26日，日军2个机群轰炸重庆，当到达宜昌上空时，发现云雾密布，只得在云层之上飞行。当日本空军第60战队的机群好不容易抵达轰炸目标时，发现重庆一片白雾茫茫。飞机在空中转了2个小时也无法投弹，只好又带着炸弹转了回去。
第2批轰炸机到达重庆时，仍不能目视轰炸目标，只好根据推测将炸弹稀里糊涂地扔下去了事。
紧接着，日本空军又对重庆实施了几次轰炸，但均因天气原因收效甚微。日军大本营针对重庆天气情况，对其作战计划作了调整：先集中兵力轰炸兰州。等重庆雾季结束后，再实施轰炸。这样，既可切断中国空军（包括地面部队）的补给线，又可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为适应战场，迅速扩建了兰州原先的拱星墩机场和临洮机场，还新建了兰州东的东古城，西面的西古城，北面的中川村等机场，从而构成了兰州机场群。航空委员会为此设立了空军兰州军区司令部，任命沈德燮为司令，对空军部署作了相应调整。
1939年春，空军第15中队、17中队等担任兰州防空任务。17中队原是广东空军所属。因反对内战，集体驾机归向中央空军，这是中国空军中文化素质量高的一支人马，基本上人人都会英语。鉴于兰州战略位置的重要，苏联空军志愿队也派了一个驱逐机大队负责兰州空防，这个大队由热列布琴柯指挥。日军负责轰炸兰州的航空兵是木更津航空队，是日本空军的精锐。1937年12月4日和1938年11月15日，日本空军先后2次轰炸兰州，因我空军给予了迎头痛击，轰炸未能奏效。侵华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江桥英次郎不甘于前两次失败，重整旗鼓，准备一举摧毁我兰州机场群，为此派出作战半径约800公里的97式重轰炸机，和作战半径约750公里的意大利造远程轰炸机，两种机型，在没有驱逐机掩护的条件下（日本97式驱逐机作战半径只有450公里，没有前进之机场，所以不能护航），实行大编队出动。
江桥英次郎命令所属3个战队共31架重轰炸机执行空袭兰州的作战计划。当时，日军判断兰州驻有中、苏驱逐机60～70架左右。
1939年2月12日。兰州天气晴朗。午饭过后，出了一阵太阳，不一会又被积云罩住，忽又从积云中闪出，忽隐忽现的，像捉迷藏。
在西北的兰州来说，这算得上是好天气了。前段时间，天空一直阴沉沉的，冷风嗖嗖地卷过大地。虽说是腊月底了，除夕将临，但担负兰州空防的中、苏驱逐机飞行员们的心里毫无欢庆春节的心情。随着战事的频繁，日军又进驻运城的消息，使每个人心里都有几分临战的紧张。日本空军进驻运城，说明可随时对兰州实施空袭，加上我国旧历年将至，日本纪元节（2月11日）刚过，日本人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前几天，尽管天气一直不好，但中、苏空防驱逐机还是照常在兰州上空巡逻，做到有备无患。
早饭过后，苏驱逐机群接替了巡逻任务。
中午时分，拱星墩机场值班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喂，拱星墩机场，注意，日军29架重轰炸机已从运城起飞。”……
岑泽鎏队长立即率领17中队升空。
9架依—15在兰州上空一面盘旋，一面争取高度。
依—15在空中划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仍不见日机的踪影。他们再次转到东面，日机每次袭击兰州都是从东面飞来。可东面上空除了几片微积云外，什么也没有。大家认为“这次又不会来了吧？”因为他们多次接到情报，紧急升空后，总是折腾半天，连日机的影子也没发现。
事实上，日军原定于2月11日（纪元节）就要对兰州发动1939年首次空袭，由于天气不良而拖延了一天。
日军为掩盖其企图，对兰州空袭之前未作侦察。
上午10点30分，日本陆军飞行第12、60和98战队的29架轰炸机准时由运城起飞，预计在13点对拱星墩机场（主目标）和兰州市（预备目标）实施轰炸。
第12战队首先起飞。这个战队的9架意式重轰炸机飞抵靖远城上空后，把54枚50公斤重的炸弹一古脑儿地扔了下去。原来第12战队的领航长机误将距兰州东北100公里外的靖远误为兰州。
日军第60和98两个战队于下午2点飞到兰州上空。他们没有对主要目标的拱星墩机场进行空袭，而是对预备目标的兰州城进行轰炸。可能是他们担心拱星墩机场的中苏驱逐机，会迅速起飞拦截，因而选中先轰炸预备目标。这两个战队没有驱逐机护航，因此一到达兰州上空后，就慌忙地泄下炸弹，好往回逃。
在空中巡逻的17中队在空中发现市区升起大量的烟尘，这才发觉日机已经开始投弹了，抬头一看，日机群飞行高度比我机群巡逻高度要高出许多。于是，17中队在队长岑泽鎏的指挥下努力向上爬升，占据有利高度，追赶日机。徐吉骧的座机性能最优，一路领先向日轰炸机群追去。
日轰炸机群争先恐后投完弹后，拼命地往回跑，恨不得一加油就到达运城机场，哪还顾得上与我机群恶战。
徐吉骧追了20多分钟，好不容易赶到射程之内，准备俯冲射击。突然，耳机响起“嗒嗒嗒！”一串清脆的机枪声，那是从后上方射来的流弹，却没有发现飞机的影子。他一惊，这才发现前方的敌机只有7架，它们起飞时明明是8架，怎么少了一架？其实，这时地面上的观战人员正一个个扯着嗓子喊他，注意身后的敌机，可地面和空中隔着几千米的高度，加上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根本就听不见。到了平凉上空，他一看油快用完了，这才停止了单机追击。
这次防空没有完成任务，让敌机偷袭成功，17中队的飞行员们都感到脸上无光，这是17中队执行防空任务后遇到的第一次空袭。第一次任务就完成得不好，怎么向兰州人民交代？他们就总结这次教训，认为担任空中任务的中、苏机群没有预先在外围空域加以拦截，直到日机钻进来投完弹后才发起攻击，为时已晚。更主要的是他们有麻痹思想，总认为日军没有驱逐机护航的轰炸颇有点赌博的味道。
日本侵略军又何曾不是在下赌注？
17中队的飞行员们带着遗憾钻进被窝后，一个个难以入睡。他们晚饭后几个人聚在一起，纷纷发誓：不击落敌机决不再逛兰州城！
2月21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17中队的宿舍没有一丝喜庆气氛。他们一个个憋着一股劲，只要捞着机会，非得和这小日本大干一场，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第二天，大年初二，兰州天气格外晴朗，无云，天空中只有冷风穿过。这种少有的好天气，日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当时我国防空监视网密布，而且信息灵通，反应也迅速。
果然，日军故伎重演。中午，第12战队在沙岛庆吾少佐的率领下，9架“菲亚特”重轰炸机从运城起飞，袭击的目标是西古城机场。第60战队12架97重轰炸机由田中友道大佐率领；第98战队8架意式重轰炸机由服部武士大佐率领，于12时45分从运城机场起飞。29架重轰炸机实行大编队往兰州飞来。
日军轰炸机一起飞，即被我防空监视网发现。
兰州机场进入紧急作战状态。指挥部判断，敌机约在15时40分进入兰州上空。
那时，飞机速度比较慢，运城与兰州航程较远，我驱逐机有足够的时间作好战斗准备。各机场获悉敌轰炸机群扑来后，地勤人员迅速给飞机注满油料，装满炮弹，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完，只待起飞歼敌。
中苏空军飞行员早已等候在各自的机旁，整装待发。
苏联志愿空军队14架依—16战斗机，在热列布琴柯队长的率领下，率先升到空中。17中队岑泽鎏队长、马国廉副队长率15架依—15、依—16随后冲向跑道。中苏29架战鹰在兰州上空筑成一道钢铁般的长城。地面，我高射炮群怒目而视。
马国廉首先与敌9架轰炸机接火，他们抢占有利高度后，率先向敌机发起攻击。岑泽鎏队长瞄准了敌领队长机上田虎雄的座机，以俯冲的角度猛扑过去。敌领队长机一看形势不妙，慌忙躲闪。顿时，敌机群队形大乱，我17中队的空中勇士们各个击破。岑泽鎏将领队长机打了个凌空开花；马国廉的瞄准具套住了三井卓的座机，一顿猛射后，敌机拖着一条长长的黑尾巴向马家山栽了下去；分队长刘敬光将一架敌机打散了架；陈桂民与僚机盯上了上田虎雄的僚机松尾元重，两机齐发，将松尾元重的座机击了个粉碎！
苏联空军志愿队也是威风八面，完全一副“空中老大哥”姿态，根本就没把小日本放在眼里，一顿穷追猛打，将敌机击落5架！
日军轰炸机群一看形势不妙，一个个仓惶逃窜。
这次空战，中苏空军密切配合，共击落敌机9架！日军终于领教了兰州空防的厉害。
日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尚不认输。逃回的飞行员们一个个争功夺利，谎报军情。日第一飞行团根据它的“英雄”们上报的“战绩”进行统计后宣布：击落中苏驱逐机36架！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正是这种荒唐，又导致了日军自食其果。
日第一飞行团根据这一报告，认为我兰州空防力量已经瓦解，想趁热打铁，给兰州来个彻底的毁灭性打击。他们将矛头直指我兰州市中心的第8战区司令部。
2月23日，第一飞行团长寺仓命令第60、第12两个战队20架重轰炸机群飞抵兰州，实施报复。
狡猾的寺仓为迷惑中国空军，特派遣已遭严重损失的第98战队提前一个半小时起飞，佯攻位于兰州以东260公里的平凉，然后南飞轰炸陕西宝鸡。第12、60两个战队起飞前2小时，先派侦察机飞到兰州侦察，发现有6架我机在空中巡逻。
第12战队全部悬挂100公斤的炸弹；第60战队的12架97式全部悬挂250公斤的炸弹，于14时50分以5000米高空进入兰州上空。
我兰州空军司令部上午11时30分就接到敌机来袭情报，空军驱逐教导总队总队长刘炯光赶到机场，命令15队队长升空，由3架依—15负责西古城的空域巡逻。当他们升空后，第17中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机群已在空中摆开了格斗的架式。这时，敌机绕道从西北方向进入兰州上空，对我市区进行轰炸。余平想带领3架战鹰扑了过去。
3天前的那场空战，驻西古城的15中队连日军飞机的影子都没看见，今天是仇人相见。余平想带领的3架飞机正好又在敌机群的右上方，真是天赐良机。他们各咬住一架敌机，扑了过去……
李德标一扣扳机，一架敌机冒起浓烟栽了下去。
这时，17中队和苏联志愿队也冲入敌机群，31架战鹰如蛟龙入海，直打得敌机各顾逃命。
敌机有的被打得空中开花，有的落地坠毁……
这次空战，又击落敌机9架！
1939年2月20日、23日的兰州大空战，我中苏空军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14架（其中3架毁落），击毙上田虎雄、井关正夫、三井卓等63人，伤7人。所有进犯兰州的敌机均中弹，无一幸免。我方人机无一损失。
这就是著名的兰州大空战！
这就是著名的18:0！
《中国航空掌故》中称：“兰州这两天的空战，在我国空军8年抗战历次空战中，创立了歼敌最多的辉煌战果。”
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承认：“经过这次战斗（空战），航空兵团痛感因无战斗机掩护而造成的重轰炸机单独攻击的困难性”。
但是，极盛行“武士道”的日本空军岂甘心失败？
10个月后，日本空军卷土重来，在1939年12月26日、27日、28日连续3天袭击兰州，又被我击落10架！
这即是第2次兰州空战大捷！
由于日本轰炸机部队在兰州的连连失败，损失惨重。江桥英次郎垂头丧气地向日本空军宣布：“日本大本营决定：‘停止对兰州得不偿失的轰炸’。”
兰州空战是国民党空军的一个里程碑！
兰州空战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辉煌篇章！
5.血战昆仑关，中国空军100多架飞机助阵。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被日本空军称为“亡命徒”。
如果说兰州空战大捷吸引了当时所有的目光，那么，柳州则是这些目光的拐弯处。兰州空战大捷后仅仅2天，中国空军再一次成为亚洲战场上空的焦点……
兰州空战正酣之时，中国空军各战区的作战飞机如群群候鸟飞向柳州。
柳州出产柚子，柳州的柚子要数沙田柚子最甜，而沙田紧靠着柳州空军基地。
1939年12月的柳州，柚子树早已枝秃叶落，冬天显然不是收柚子的季节，但柳州机场却洋溢着一片繁忙的景象。100多架歼击机、轰炸机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上，在冬天的太阳下闪闪发光，格外耀眼。
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4大队、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他们奉命从天南地北飞到这里，好像这里将举行盛大的国际航空节。
这里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空军的全部力量！
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老同学、老朋友，有的则是战场上的生死患难之交！最激动的场面恐怕要数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们到来后，中国空军中的绝大多数飞行员他们都相识，有的还并肩战斗过，他们一下飞机就张开双臂与中国空军朋友紧紧拥抱、亲吻，百感交集。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突然云集柳州。很显然中国军队将有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当时敌我反复争夺的地点是昆仑关。
中国军队将矛头直指昆仑关。
昆仑关位于邑宾公路的要冲，自唐宋以来就是沟通桂南、桂北的交通要道。这里地势险要，群峰叠嶂，绵直相偎，其间遍布悬崖峡谷仅有一条崎岖曲折的山道贯通南北，自古素有“昆仑古道，险峻雄头”之称。日军为谋求速战速决、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命脉，集中了大量兵力从广东钦州登陆，越过群山攻取南宁，然后突然回师扫荡，攻占了昆仑关。日军夺取了昆仑关就意味着封锁了整个大西南，并可以进一步向广西、四川长驱直入……因此，夺取昆仑关的战略意义非同小可。
为夺取昆仑关，蒋介石、白崇禧、李济深专门参加了夺取昆仑关的紧急军事会议。蒋介石不断派人到前线指挥部督战，而且还点了爱将杜聿明率第5军担任主攻任务。
为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蒋介石令空军集结所有力量，予以鼎力协助。
中国空军几乎就差一个司令部没搬到柳州。
昆仑关势在必得！
1939年12月25日，昆仑关战斗打响了。杜聿明的第5军像猛虎一样扑向昆仑关。天空，空军100多架飞机轮番升空，保持强大的空中优势！
歼击机在高空发出尖厉的呼啸，绕着昆仑关盘旋、警戒。
轰炸机一批接一批起飞，轮番轰炸、反复轰炸日军主力部队和主要阵地。
爆炸声地动山摇；
大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鲜血浸透了昆仑关的一草一木。
日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殊死抵抗。中国军队步步为营……
日军从没遇到过如此强大的空中打击，甚至都不敢相信中国空军有如此强大的机群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至少，他们的铁蹄从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没有过。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远比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优良，但在中国空军的勇猛攻击下，乱作一团。当中国空军机群完成首次协同任务，胜利返航后，一架日机飞到昆仑关上空。日军地面部队刚刚松弛的神经又一下绷紧了，竟连自己飞机上的“太阳旗”都看不清，轻、重武器一齐向自己的飞机射击，日机吓得一拉机头回到空中。飞行员苦苦在空中摇翅示意，将“太阳旗”一遍又一遍亮给地面部队看，可地面的日军就是不予理睬，等到他们醒悟过来时，已经晚矣！日机飞行员丢下句：你们打去吧！飞机屁股一翘，气走了。
昆仑关激战两昼夜！
12月27日，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的轰炸机群从湖南衡阳机场起飞，中国空军第3大队陈瑞钿副大队长率领4架僚机，掩护苏联空军志愿援华轰炸大队轰炸昆仑关地带二塘日军阵地，以确保我后方交通线畅通无阻。轰炸机群刚到达目标上空，就遭到日本空军2批战斗机的截击。陈瑞钿率4机与日军战斗机展开了顽强的空战，我驱逐机与日机4:11，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
为掩护轰炸机群，中国空军颇像用胸膛堵机枪口！
我4机组成一面铜墙铁壁，挡在轰炸机群与饿狼似的日驱逐机群之间。
交战不到5分钟，日机3312号和4423号被击落，另1架受伤坠毁于敌阵地上。
但好虎难敌饿狼群！
我飞行员韦一青为不让敌机钻过去，威胁我轰炸机群，左难右挡，最后血洒昆仑关；陈业民人机受伤，只好退出战斗；带队副队长陈瑞钿座机油箱中弹起火爆炸，他带着火焰跳伞落到了地面……我轰炸机群顺利完成轰炸任务。
这场空战，长达一个多小时之久！这在空战中尚不多见。
12月30日，昆仑关激战已接近胜利的尾声。
6天6夜的昆仑关鏖战，是抗日战争中用血和生命书写的壮丽篇章！
昆仑关群山和天空写满血的故事。
昆仑关在饱餐一顿鲜血之后，又回到了中国军队的手中。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第一、第二路空军司令和苏联空军总顾问阿尼西莫夫将军亲自赶到柳州机场祝捷……
这天，日本空军大举进攻柳州。中苏空军与日本空军又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空中大搏杀！
天空飘着血雨！
……
8年的艰苦抗战，“少年时期”的中国空军对日侵略军给予了一次又一次的迎头痛击，当然，中国空军离不开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的大力协助和苏联的军事援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的天空，又有两只巨手从太平洋那端伸来，与中国空军相握——美、英空军在中国的天空同样留下了彩虹般的优美弧线。
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就是一例！
他是继苏联空军援华航空队后的又一支国际空军志愿援华队。
据北京航空联谊会现任会长邢海帆先生介绍和韩明阳先生载文所述——
陈纳德将军1890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美国陆军空翼部队。1937年受聘为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上校军衔，是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顾问和总教官。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曾在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第14航空队中当过飞行员。他参加过对日空战，又经历过抗美援朝与美军空战，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航空知识》1994年第1期载文刊登了他半个世纪的空中传奇生涯……半个世纪过去了，邢海帆先生对陈纳德将军的记忆竟是如此深刻——
他（陈纳德）身体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面孔，很有点像美国西部电影中久经日晒的牧羊人，更像印第安人的酋长。航博（航空博物馆）有他的照片。他是一名空军专家。
1943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陈纳德作为中国代表蒋介石的顾问列席了会议。他那威猛的面容曾令英国首相丘吉尔吃惊。
1941年11月，他赴华盛顿到当时美国的战争部、海军部和国务院。推荐他的“空军外籍兵团”计划。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孤立主义派势力很大，他的计划遭到拒绝。于是，他直接将自己的计划送到白宫，后经多方奔走呼吁和朋友的协助，他的计划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批准。美国政府同意空军飞行员可以志愿退伍，投效中国抗日战争。陈纳德以高薪招募退役与后备役的美国飞行员109名，地勤人员150名，接收美国政府按租借法案由英国政府转让的100架美制寇蒂斯P—40A、B型歼击机。1941年8月1日，在缅甸东圩、胶勃东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大队下设3个中队，连同中国空军官兵共270余人，陈纳德任志愿航空大队指挥官。
P—40飞机的机头绘上了虎鲨的红色血盆大口，配上两排雪白的利齿，一对凶狠的鱼眼，使P—40型机增添了一种猛悍的凶气，加上“带翼小老虎”的队徽，因而人称“飞虎队”。
正是这个作战方法不正规的“飞虎队”，让日本空军吃了不少的苦头，日本空军称之为“美国亡命徒”。
1941年8月，陈纳德指挥志愿航空队在缅甸进行了短短的60小时战术训练，就投入了与日机空战。
邢海帆先生讲述了他对陈纳德将军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1940年秋，他还在空军军官学校学习的时候。一天，10余架日本“零”式歼击机从越南河内日占机场起飞，袭击昆明。航校只有3架供训练用的苏制伊—15歼击机，这是老式的30年代初期的双翼飞机，固定起落架，装4挺小口径机枪，速度慢，但转弯性能非常好，操纵很灵活。航校飞行教官谭汉男带领2个毕业1年的飞行员组成3机编队起飞应战。敌在我约4000米的高空遭遇。敌机有高度优势，俯冲下来，当即击落了我1架僚机，另1架僚机俯冲脱离。这时，4架零式飞机轮番攻击谭教官的座机，双方从4000米一直盘旋打斗到超低空。谭汉男以熟练沉着的大坡度盘旋、半滚下滑、上升反转，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日机的射击，还曾对一架上升转弯的日机开枪还击。但最后一次在贴近地面的高度作上升转变时，被1架日机从左后方击中发动机，发动机发出沙沙的声音，螺旋桨转速顿减。谭汉男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大坡度侧滑下降，飞机摔落在田边，人尚未受伤。经验丰富的谭汉男，立即解开保险伞从座舱中爬出来，凭借田埂俯卧作保护，避开了日机的扫射。2架日机向伊—15残骸各扫射一次才离去。
当时，空军军官学校的顾问、美籍总教练陈纳德目睹了这场空战，第2天就召集全体飞行人员讲话，指出：这是日方的一种新式歼击机，无论在速度、上升能力、火力配备上都远远超过我们当时已所剩无几的苏制伊—15或伊—16型（也是苏联制造的低单翼歼击机）飞机。因此，在遇到这种飞机空战时，我们不能仍用3机编成的队形空战，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做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变灵活的长处，伺机采取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
日本的“零”式歼击机无疑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机型之一。其陆军编号是三菱A6M型，充分吸取了30年代歼击机设计的新思想：如全金属、低单翼，可收起落架、密闭座舱等。也吸取了日本的96式和97式歼击机同苏制伊—15和伊—16多次交手的经验，并加以改进设计。它的平飞速度达500公里/小时，升限达10000米，续航距离增至2000公里；火力增强为2门20毫米的机关炮和2挺7毫米机枪。总之，它爬升快，盘旋灵活，火力强，而且飞行员训练的水平也比较高，但战术呆板。
P—40式歼击机在1943年以前是美军空战主力机种。这种飞机结实可靠、耐打击，常常是满身弹孔却仍像一匹忠实的战马一样，将骑手安全地送回家。因为它的结构对飞行员的保护比较好：风档中部是很厚的防弹玻璃，座椅背是厚钢板，能承受大口径子弹近距离射击；油箱是自封闭式，击中也不会起火；装在机翼上的6挺12.7毫米大口径机枪的有效射程远，组成的交叉火网有很大的破坏力；而且工作可靠，极少故障。邢海帆曾驾驶P—40于1943年袭击武汉日军占领机场时，2次飞机受伤仍安全返回基地——
第1次是袭击日军占领的徐家棚机场。战前的头一天黄昏，他和担负主攻突击任务的友机，凭借着黄昏的余晖，秘密飞抵湖北老河口机场，待次日清晨作好战斗准备后，中午升空，向目标飞去，在与敌接触之前，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
当时武汉上空能见度不好，为给敌人以突然袭击，邢海帆率分队故意从武汉较远的东北边向前飞，然后突然转头西飞，直指武汉目标上空。
20多架日军飞机停在目标区内，机身上还蒙着盖机布。
是日本夜航轰炸机！邢海帆高兴得大叫起来，迅即下达了“进入战斗！”的口令，这时，邢海帆已进入了射击距离。他驾驶的飞机装有6挺大口径机枪和6捆保险伞炸弹。
他将瞄准具套住最近的一架敌机，一扣扳机，6挺机枪喷出交叉火网，顿时，敌机中弹起火。他将机头一抬，又对准了另一架敌机，射击了一串串枪弹。同时，他一按电钮，6捆保险伞炸弹准确地向目标砸去……
日军机场有严密的防空火网，邢海帆驾驶着战鹰在火网中穿行，只顾了多打飞机，忘了个人安危。当他脱离时，飞机中弹数处，可受伤的战鹰还是安全地将他送回了基地。
在第2天的袭击南湖机场中，他又驾驶战鹰，击毁了2架隐蔽在地堡里的敌机。他的座机中弹14处，凭着过硬的飞行技术，他再一次驾驶着战鹰返回了基地！
这就是可靠的P—40！
P40机与“零”式机相比，“零”式的上升性能和操纵灵活性要比P40好一些，转弯半径要小得多，极适于单机格斗。P40机体虽坚固，俯冲速度大于“零”式，但总体性能不如“零”式，如用单机格斗战术，必然会吃亏。
陈纳德将军对日本空军的战术、技术有长期的观察研究，也对比分析了P—40与“零”式的各自优缺点，制定了“4机编队”和“一击脱离”（或叫做“打了就跑”）的战术。强调作战时要保持双机下滑攻击，双机高空掩护，打了就跑。即2机寻找日机弱点，加以攻击；2机以高空掩护，随时准备俯冲，以救战友。当时受传统单机空战训练的飞行员，很不习惯这种编队空战战术，更不适应俯冲攻击。英国皇家空军的有关条令就曾规定：空战中俯冲脱离的飞行员要受军法审判。而陈纳德的“飞虎队”，通过实战充分证明“4机编队”和“打了就跑”的战法是有效的，是在歼击机空战的战术思想由单机空战向编队作战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个战术后来被美国空军承认，列为正规的空战战术原则，并逐步被各国空军效仿、应用。
1941年12月初，“飞虎队”战前训练结束，编为3个中队，第1、2中队各编有飞机40架左右，飞行员40多名，进驻昆明机场；3中队编有飞机21架，飞行员24人，南下仰光，协助当时的英国空军进行防空作战。
1941年12月20日晨，10架日本双发轰炸机空袭昆明。由于他们以往从未遭受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机群没有歼击机掩护，并且始终机械地保持编队队形。“飞虎队”出动14架P40歼击机，向日本轰炸机群发起攻击，一对对双机从上方冲向日机群。经20分钟激战，飞虎队首战告捷：击落敌机6架，击伤4架，我仅有一架P40负伤迫降，创造了10:1的优良战绩！
担负仰光防空的“飞虎队”和当地英国空军部队一起，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1941年12月23日晨，日军第一批18架、第二批30架轰炸机，在20架“零”式歼击机的掩护下，空袭仰光。美机P40歼击机12架，英机“水牛”式16架起飞截击。首次交战，共击落日轰炸机6架、歼击机4架。美机损失4架，英机损失5架。仰光市区被炸，2000余人死亡。
1941年12月25日，80架日轰炸机在20架“零”式歼击机的掩护下，再次空袭仰光，美机P40式13架，英机“水牛”式15架起飞迎击。“飞虎队”共击落日本轰炸机13架、歼击机16架，自己仅损失2架，创造出了15:1的优异战绩。仰光再次被炸，死亡5000余人。
1942年1月，日军改为夜间轰炸，当时美、英空军还没有夜战飞机。“飞虎队”第2中队替换第3中队，开始采用小编队出击战术，数次袭击泰国境内的日军机场。
1942年1月22日和24日，“飞虎队”出动P40歼击机9架，掩护中国空军第1大队、第2大队苏制СБ—3轰炸机18架，轰炸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嘉林机场，炸毁数十架日军轰炸机。
自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飞虎队”的人员和装备一直得不到补充，始终以寡敌众，以较差装备抗击优势装备之敌。但他们运用了灵活的战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击落日机286架，击伤日机226架，自己损失飞机50架，阵亡飞行员9名，事故牺牲飞行员9名，失踪4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军处于全面败退的局势下，“飞虎队”艰苦奋战，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解除了日机对我云南地区之空袭威胁。
1942年7月7日，“飞虎队”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编为第23战中大队（亦称“中国战区空军特遣队”）。
1943年3月2日，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中国空军在美国训练的第一批毕业生，正是在1942年学成回国，1943年初毕业的邢海帆等60多人，被编入中美混合团。
第14航空队司令部设在昆明，陈纳德为司令，被授予少将军衔。
中国飞行员有12名在第23战斗大队，与美国飞行员并肩作战……
到1944年夏为止，“飞虎队”共击落、击伤日机2000多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5年7月，陈纳德将军因反对美国空军曾决定在中国成立一个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华的第10、第14航空队，迫使美空军以其身体状况为由，下令陈纳德将军退伍。
陈纳德将军没有能亲自率队征战至“太阳旗”落地的时刻。
但是，日本已是日落西山、夕阳西下了。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段蓝天上的情谊！
但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一切外来侵略者，以及干涉别国的内政的霸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