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桃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她忽然想起来一个人，这人就是村里的女主任付兰花，于是她鼓起勇气找付兰花讲述了自己不幸和遭遇。
人家付兰花听后二话没说，立马答应为桃花出头解决问题，并且冒着和村支书秦大川翻脸的风险，为桃花实实在在地讨了个公道：由郑楚江赔偿桃花的所有医药费，另外还有精神损失等费用，向桃花当面赔礼道歉。着实为桃花这个弱女人出了口恶气，为此，她很感激付兰花，她觉得和“兰花姐”在一起很开心。
不过，尽管人家付兰花对她的帮助很大，但对于她的家务事和她的个人问题，付兰花却无能为力，人家能说什么？半年之后，桃花仍然没有顶住各方的压力，尽管她很不情愿，可还是嫁给了“二阎王”郑楚江……
就在这天选举之前的夜里，桃花正躺在床上回忆着自己过去不幸的遭遇和伤心史，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她知道是谁回来了，也知道他今晚干什么去来着。她瞟了一眼墙壁上挂着的大表，时针已经指在了凌晨一点，她便一翻身面朝了墙壁。
果然是郑楚江，他知道桃花没有睡着，便坐在床边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点着，恨恨地抽了两口，然后推了推桃花说：“赶明儿早点儿做饭，上午选举，俺还要给表叔去催人拉票呢。”
桃花没吱声，他又推了推桃花问：“听见没？俺表叔可说了，这次亲戚朋友都得用上，谁也不能选付兰花，一定得把她从村主任的位子上拉下来，看她以后还拿什么跟表叔作对，哼！”
桃花并没有回头，她问：“那你们打算选谁当主任？”
郑楚江回答说：“选俺表叔呗，今儿晚在表叔家全都布置好了。”
“哼，他是想书记、主任全兜揽着，自嫌自个儿的权势不够大呀。”
“这个你就别管了，咱们只管拉人拉票就行了。哎，赶明儿吃了饭早一点儿去你娘家，让他们也多叫些人，人越多越好，这次咱无论如何也得让表叔把这个村主任拿下，非把这个付兰花扳倒不可。”
“嘿，你以为你是谁呀？说把人家扳倒就能扳倒啊？人家付兰花可是大伙儿公认的女能人，全村大多数群众都很赞成人家。再说，人家付兰花给大伙儿办过多少好事？再看看俺那个舅舅、你那个表叔，他除了为自个儿……”
“闭嘴！别胡说八道！”没等桃花说完，郑楚江就赶紧打断了她的话，他指着桃花问：“你怎么老是替付兰花说话？她是你什么人?她当上村主任对你有什么好处？噢，就因为她帮你惩治过俺是吧？哼！”
“对！人家付兰花能帮老百姓说话！能为村里人做主！”桃花一翻身坐了起来，她冲着郑楚江反问道：“俺问你，那秦大川一直把握着村里的大权，他给人们干过什么？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嘻嘻，你还别问，俺表叔可说了，要是这次选举成功了，能扳倒了付兰花，这村里的副主任就是俺的啦。哈哈。”
“哎哟俺的天哪！”桃花把脑袋往枕头上一摔，叹了一声说：“唉，全村人快倒霉了呀，村里有一个大阎王还不够，再加上你这个二阎王，人们可就没法儿活了。”
“妈的，这是什么话？俺表叔也是你舅舅，大阎王也是你叫的？”
“本来就是嘛。”桃花一转身又面朝了墙壁，不搭理他了。
其实桃花说的没错，人们给郑楚江起这个“二阎王”的绰号，不仅仅只为他横行乡里、没人敢惹，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的表叔秦大川。
秦大川现年六十六岁，在村里当支书和副书记前前后后算起来，干了整整四十个年头了。按全县的村党支部书记排名，秦大川无论如何也算是老资格了。
他当书记这么多年，可想而知他在村里的势力该有多大？根基该有多么牢固？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县委书记也得让我三分。”试想，仅凭这一点，他在全县上上下下的势力或威力该有多大？他的“关系网”可以说纵横交错、遍布全县各个角落，甚至可以通天也说不准。
真如人们私下所说的那样：“他一跺脚，全村四街乱颤。”再试想，全村三千人口，谁人敢惹？
所以人们常在暗地里称秦大川为“大阎王”，但有时也叫他“秦广王”，就是因为他与一殿阎罗秦广王“同姓”，并且一字为大，就这样人们便偷偷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不过，当着他的面可就没人敢这么称呼他了，否则，你便会自认倒霉吧。
村里的妇女们常常用他来吓唬孩子，“别闹了，大阎王快来了”、“快睡吧，秦大川可来了。”
那么，为什么说他干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还要“前前后后算”呢？事出有因。
一九八零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坐落在华北平原上的里阳县，正值联产承包在农村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还管乡镇一级的党委**叫“人民公社”。
秦大川所在的村，早年叫“卫宋村”，据老辈子人们讲，这地方原来是宋朝的边境小镇，也曾经是抵抗辽金的古战场。一九六六年以后，便把“卫宋村”改成了“红卫大队”，一直延用至今，其所属里阳县城关公社管辖。
秦大川毕业于县办“里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回村后，秦大川担任了红卫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因为他思想先进、政治过硬、对党忠诚等等。那是个近似疯狂的年代！他和老婆肖云瑞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并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最终走到了一起，成为了革命伴侣。
秦大川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思睿敏捷、胆大心细、能言善变；的确，他也是勤奋好学，写的一手好字，村子里谁家办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差不多都要求他写对联、写帐子，为此他觉得有些沾沾自喜。
他本是村里的一把手，党政大权他是一手抓，他只要说个一，没人敢说个二。可是，当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央提出了各级要党政分开，并相继出台了农村选举法，这下村里要设立管理行政工作的主管干部，那时叫村长，后来才改成了村民委员会主任。
即便是这样，也没人可以动摇他在村里说一不二的独权地位，那个时候在村子里直至县里头，他的权力和威望已经达到了巅峰，层层叠叠的优秀、先进及其奖状、奖旗等荣誉和名义，花花绿绿地挂满了整个客厅的墙壁，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按照当地百姓的话说，这叫做：猴儿骑马上阳——狂热得很。
直到有一天，付兰花结束了随军生活，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据说是部队精简裁员回来的，可她放着城里好好工作不要了，又跑回村里当起了农民，她的出现使得秦大川感到了他的权利在渐渐地削弱，秦大川为此恨得牙根儿痒痒，他对身边的人骂道：“这个死丫头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因为付兰花一步一步地笼络了不少民心，她从帮助和关心街坊四邻的吃喝拉撒做起，逐步扩展到全村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再到架桥修路、筹资贷款、买车建厂等等，她总是出钱出力、跑前跑后，所以，她在村里的人气和赞誉是越来越高，大伙儿经常把她当成心目中的主心骨，大事小情都想找她帮忙，家常里短的也想给她说说。她的父母也很支持她这么做。就这样，在短短的两年里，她把人们已经松散的心渐渐地收拢到了一块儿。
就在农村第一次公开选举村主任的时候，大伙儿推举她做了候选人之一，那年，全村男女老幼加起来一共有三千多一点儿的人口，有选举资格的共有一千五百八十人，可那次选举，她却一举得到了九百八十多张选票，愣愣地在秦大川手里拿走了村主任的位子。直到今天，秦大川依然为此耿耿于怀。
不过，虽然付兰花就此当上了村主任，但是秦大川并没有把她这个女流之辈放在眼里，他村支书的头把交椅还在，村里的生杀大权依旧掌握在他的手中，就凭借着他上上下下的人脉关系，他料定自己在村里的权力和在县里的威信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按照他的话说：“她付兰花能动我的村主任，但她永远动不了我这个党支部书记！”
的确，村主任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再大的手也捂不过天，他承认自个儿左右不了一千多名选民的选择和行动；而党支部书记则是由全村六十八名党员选举产生，他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前后经营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村里的党员至少有四十多人是他培养和发展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这些党员绝对是忠于我的。”
他说的没错，他这些年在村里发展了许多党员，而这些人大多数是他的亲信和至亲好友，这些人是他最基本的财富和拥有者，有了这些保驾护航的人，即使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党的组织原则，在每次的选举当中，他都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他这书记的宝座就如同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一般，固若金汤。
正是有了这一保障，他才有持无恐的说一不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专行，除了场面上的日常工作以外，其他的工作安排和村里的基础建设、宅基建房、征地占地、修道铺路以及计划生育等等，这些所谓的农村“大事”，从不和别人商量，也从不召开两委班子会议，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党支部、村委会却成了实质上的装饰品和摆设。他说：“这样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免得咯里吧嗦。”
可是，自从这个付兰花当上了村主任以后，村里的这些状况，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说别的，单就人们的思想来说，忽然变得不那么协调统一了，付兰花居然不通过他，敢私自大胆要求会计把村里的账目公开上墙，这不胡闹吗？这段日子以来，他总觉得付兰花是在故意暗中和自个儿较劲，她就像身上扎着的一根刺儿似的，使他着实感到非常得难受和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