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好像是在棉花地里喷农药，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里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里，我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我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我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城东八里。我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的。
我和我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我走，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干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地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对于退票，开始我的态度是半推半就，有点矫情，有点阿Q，好像我本是要走的，是我妹妹她偏不放我离开啊。到了后来，便是我主动请求我妹妹了：“你能不能给我再退一次票？”那时我妹妹先是一阵欢呼，然后从我手里夺过票，眨眼之间就奔出了家门。在家的日子一天天拖下去，暗暗计算一下，原来我妹妹已经为我退了八次票。这个春节的八次退票，是我和我妹妹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之所以没有第九次退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知青副组长的身份，虽然乡村并无部队那样严格的纪律，可也不能超出返村的日期太久。
现在我妹妹来了，目的单纯而又明确——和我玩一天。可是我正在干活儿啊，我的农药还没喷完呢，我怎么能在这广阔天地里，在这大忙季节和我妹妹“玩”一天呢。那时的我们，本能地提防这个“玩”字。社员们却围拢过来了，这群善良而又乐观的人，在那个“禁玩”的时代，他们是依然懂得人情世故、家长里短的人。他们要我放下喷雾器领我妹妹回知青点。他们说，这老大一片地，不缺你这一半个劳动力。谁知他们越是劝我，我越是不肯离开，仿佛在逞能，又好像要利用我妹妹到来这件事接受考验：看看我的大公无私吧，看看我革命的彻底性吧，看看我铁心务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吧……我把我妹妹扔在地头，毅然决然地在棉花地里干到中午收工。
当我领着我妹妹回到村里的知青点时，她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你不跟我玩儿呢？为什么你不跟我玩儿呢？”我只是反复地对她说：“我太忙了。”在知青点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刚回到宿舍就下雨了，我妹妹期待地说：“下雨了你们就不出工了吧？”我说：“是的，不过我们要开会，我们一向利用下雨的时间开会。”我妹妹气急败坏地说：“我来了你还开会啊！”我训导她说：“这是在村里不是在家里，你应该懂事。”我妹妹悲哀地说：“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看你呢。”我说：“好了，别耍小孩脾气，现在你先躺在炕上睡个午觉。你不是没有睡过炕吗？”
这个下雨的中午，我们十几个知青集中起来开始在食堂开会，我心乱如麻。我多么希望这会快点结束，好让我有空陪陪我妹妹，可乡村里的会议都是漫长而缺少实效的，我们的会议也不例外。会开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开始读报——一篇很长的社论。这时我发现我妹妹站在门口。她挑衅似的冲着我们全体、也冲着我说，要我陪她出去玩儿。她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使我有点下不来台，我跑到门口把她领出门去，我说：“开不完会我就不能和你玩儿。”我妹妹说：“你开完会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并不重视我妹妹的气话，只一心想着怎样保持自己在众知青中的形象，让大家看我并不是一个因家人来探亲就不顾集体的人啊。于是我坐得更加安稳，甚至当主持者宣布散会时，我还故意要求再读一段报纸。
会终于散了，我回到宿舍，发现我妹妹不见了。这时我才真的害怕起来：天下着雨，她能到哪儿去呢？我披上雨衣就跑上了街，同院知青也随后帮我去寻人。
我们找遍村子又找出村子，最后在旷野上，我看见一个朦胧的小红点在跳动，那就是我的妹妹。她正向县城的方向跑着。我大声叫着我妹妹，她在雨中大步跑得更快了。当我就要追上她时，她又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我也钻了进去，一边拨开茂密而又刺人的玉米叶，一边央求她跟我回村，并答应从现在开始就和她玩儿。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淋湿了，却头也不回地跑着，边跑边报复似的大声说：“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那个时代的孩子都会使用“揭发”这词的。
我追赶着我的妹妹，心想我是多么应该被揭发啊！和我妹妹的仗义、真挚相比，我是多么自私自利——虽然我是那样的“大公无私”。玉米叶划破了我的手脸，我想它们也正刺伤着我妹妹的皮肤。我哭起来，我妹妹就在这时停住了脚，是我的眼泪使她妥协了。我把雨衣披在她身上，拉着她出了玉米地。我的知青战友们也赶到了，素英听说我丢了妹妹，也骑车从家里赶来。她不由分说地把我妹妹放在车大梁上带着她就走，她说她回家要给我妹妹烙白面饼煎腊肉。
这晚我妹妹在素英家领受了贵宾的礼遇：素英一家将她围在炕上，给她说笑话解闷儿，她喝了姜糖水祛寒，吃了平时农家很少动用的白面烙饼卷腊肉。不幸的是，吃喝完毕她便发起高烧说开了胡话，万幸的是素英急中生智从隔壁请来了一位会针灸的老汉。这老汉上得炕来，先照着我妹妹的脑门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从怀中一个脏污的布包里抽出一根粗长的大针，照着那唾沫处猛然就扎。这一切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让你来不及怀疑、恐惧和哭。可是奇迹发生了，我妹妹渐渐安静下来，安睡过去……第二天清晨，她居然退了烧，又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了。
我骑着自行车把我妹妹送到县长途汽车站，送上回家的车。她上车时正是头天素英带她进村的时间。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这乱糟糟的二十四小时让我心里很难过，却不知该对我妹妹说些什么。她倒很豁达，隔着车窗对我挥挥手说：“放心吧，我什么也不会告诉爸妈的！”
二十二年过去了，我们早已长大成人，她也去了美国。我从来没有为那年秋天的二十四小时向我妹妹道过“对不起”。我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用在亲人身上是多么没有分量。
今天是五月二十八日，我妹妹的生日。她从美国打来电话，我问她还记得那位乡村老汉给她扎针吗？她在电话里大笑着说：“我一直觉着他那口唾沫到今天还在我脑门上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