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位从石家庄来的友人告诉我，今年盛暑未到，那儿却经历了一次令人难以忍耐的高温天气。他半夜从凉席上被炙醒，喉咙似要着火，便杀了西瓜解渴，那瓜的温度早已升至异常。石家庄的高温，引我忽然想起地处赤道、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加蓬共和国。这加蓬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之所以由石家庄的高温想起加蓬，想起它的首都利伯维尔，想起利伯维尔那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是因为一位瘦弱的上海姑娘，她叫刘清华。
六月，我曾飞往北欧，途中，刘清华是我的邻座。最初，我猜她可能是出国进修，或者自费留学，要么便是考察团、代表团成员。但她的神情十分忧郁，几次掏出手绢频频地擦眼睛。留学、考察、访问难道还会面带忧伤吗？况且机舱内也并无她的同伴。我留意着她的神色，做着其他设想，并试着跟她讲话。她毫无准备地再用手绢掸掸眼，将脸转向我，便和我攀谈起来。
果然，留学、访问都与她无关，她是去国外定居的。
几年来中国门户开放，国人、洋人出出进进，目的、渠道繁多，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定居国外，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羡慕和重视。
但刘清华谈及这件事，并无优越、炫耀之色，说着，泪水充盈着眼眶。“我不高兴，我真的不高兴。”她对我重复着。
“去哪个国家？”我问。
“加蓬。”她说。
在飞机上，我听到了这个陌生国度的名字。当时我对它虽无更多的了解，但我知道那里是热的：热的太阳，热的大地，连瓜果也一定是热的。
刘清华，上海人，已过而立之年，干部，上海某区委人事科副科长，若无出国事不久还将被提拔。此行却是投奔在加蓬经商的舅舅。舅舅幼年便漂泊海外，后来由台湾去了加蓬，如今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开了几家服装市场。因身边无亲人，才多次写信要刘清华去帮忙经营。后来频繁的书信终于说通了在上海熟悉人事工作的刘清华，她辞别了她所熟悉的一切。
对于这件事，我并没有替她权衡其中的得失。我只是劝她：“既然加蓬有亲人，亲人又是那么需要你，就不要太伤心。再说，一切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们已经飞在空中了。”
刘清华苦笑了。她苦笑着把话题转向舅舅的服装业务：“我去帮舅舅经营服装市场，可是你看我的服装，是不是很土？”
我早就注意到她的衣着。说实在的，刘清华在上海大约并不能算会打扮的人。衣裙的颜色虽属鲜艳，却缺乏必要的和谐。但此刻我愿意使她高兴，便不去品评她的穿着。刘清华却并不掩饰这一切，又说：“我从来不知道打扮自己，连颜色也不会搭配，上海姑娘极少有我这样的。头发也是第一次烫，来北京之前，母亲逼我去烫的。”
刘清华新烫的头发乌黑蓬松，十分厚密，显得人更瘦弱。她黄黄的脸色，苍白的嘴唇，像经历过大的灾难。然而就是她，要到那个陌生的、热的国度去了。我心中忽然升起了对这年轻女性的莫名的担忧。
她忽然轻轻地咳嗽起来，蓬松的头发也随之震颤着，仿佛是和我那莫名的担忧不谋而合。
“你上海的家里还有谁？”我问。
“只剩母亲一人了，父亲早就死了。那些年，由于我们的海外关系，家境你可想而知，算得上是家破人亡。我们在人前只知道不做声，时间长了竟真像不会讲话似的。后来，总算给父亲平了反，退还了几万元工资，我也被调到区里……”刘清华叙述得很平静。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我终于替她权衡起前途，冒失地问。
“我也说不清。”她对我的提问显出些慌乱，顿了顿才说，“也许是因为舅舅吧。他在那里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儿死掉，都是因为表妹。”
原来刘清华在国内的表妹和妹夫早她一年也去了加蓬，也是被这位舅舅请去帮忙做生意的。他花钱将他们接去，又给他们做了无微不至的安排。谁知没过多久，二人受了另一个老板的诱惑，见利忘义，背叛了舅舅，竟投靠了那个正与舅舅竞争激烈的人。他们对他的背叛，使他蒙受了羞辱，之后便大病一场。从此，这个早年便在海外闯荡的服装商人更觉得孤身无靠，才一而再地写信求刘清华前去。他深知刘清华的前往，不仅是生意的需要，也是自己精神和心灵的需求吧？一个人举目无亲，纵然有更多的服装市场，也会感到孤单。
“也许就因为舅舅这场大病，我才做了最后的决定。我不知我说清了没有。”刘清华说。
“说清了。”我说。
“我不会背叛他。”她说。
她将脚下的一只小纸箱指给我看，告诉我那是一箱茅台酒，说利伯维尔的商人都喜欢喝茅台，舅舅如果有应酬一定用得着。途中刘清华一直细心地照看着那纸箱，似乎是对那背叛舅舅者的报复。
飞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加机场加油，我们进候机大厅休息。沙加机场候机厅那乳黄色的圆形拱顶，游移在厅内的身着黑袍、白袍的阿拉伯男人、女人，给这儿增添了一种神秘而古怪的气氛。刘清华对机场商店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并不关注，倒是这实实在在的异邦气氛招引来她新的思绪。她坐在角落里的一只沙发上突然问我：“你说同黑人结婚好不好？”显然，她将她的去处想得更具体了。
我却无法回答她，更意外以我们空中八个小时的交情，她能同我谈及这样的话题。
再次登机后，她还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她说，她原来有个男朋友，在她家境窘迫时就爱着她，可惜患肝癌死了。从此她再也没遇见过能比得上他的人。
“我很怕，”她说，“实在不行我就嫁个华人。”
我也很怕，一直不能回答她的问题。死于肝癌的男朋友、黑人、华人……
飞机又一次降落，是瑞士的苏黎世。我们在这里换机。刘清华将换乘法航班机飞利伯维尔；我们换北欧航空公司班机飞奥斯陆。
在机场盥洗间，她很不熟练地往唇上涂了点口红，对我说：“我们拍张照片留念吧，这样我在加蓬就会多一个可以想念的亲人。”
我赞同她的提议，拿出相机，在一间灯火绚烂的商店门前合影，并答应回国后一定将照片寄给她。
几小时后我又在空中旅行。我习惯地将头偏向邻座，邻座已换了新人。我将眼光转向那新人的脚下，装茅台酒的纸箱亦不见踪迹。
心中有着无尽的遗憾，遗憾我不能回答她的提问：黑人、华人，这关联着她半个人生的大事。再说，关联着她半个人生的仅仅是这些吗？
舱内暗下来，一部电影开始了。我只看见一个瘦弱的上海姑娘，正拎了一箱茅台蹒跚而去，将青春、将一生的喜怒哀乐都要交付与那个捉摸不定的热的异邦。
有多少人把出国定居、接受遗产假定为索取？却很少有人想到奉献。那个异邦也许不拒绝刘清华的索取，但更需要她的奉献。她的一切一切证明着，她原本为了奉献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舱内又大亮。我向窗外望去，看见了奇伟的阿尔卑斯山。皑皑白雪覆盖着苍然的山脊，云海在峡谷里奔涌，也有成群单薄的云片结队轻飞，散落在山间的红房子宛若粒粒南国红豆。
一位瑞士女作家写过一个名叫海蒂的小姑娘，从富足、舒适的法兰克福跑回她爷爷所居住的阿尔卑斯山，在山上那座小木屋里同善良而倔强的爷爷生活下来。那故事使我久久难忘。那位爷爷的命运连着阿尔卑斯山，海蒂的命运连着爷爷。在阿尔卑斯山的小木屋里，她感到了生命的充盈和踏实。故事虽已久远，但我仍旧觉得海蒂依然住在那里。
谁能言尽自己的命运？也许它常常令人难以把握。然而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份意念总该醒着。纵然前程无把握，心中的念头醒着，便安然。
无尽的遗憾又上心头：刘清华似乎没有携了那意念远去。是丢在了家庭以往的不幸里，还是泯灭在心灵无法愈合的创伤中？我茫然。
我飞着，明确自己的去处，也知道自己的归期，真正的喜悦是终能踏上我自己的国土；刘清华已经降落在那片“热土”上，我却常常觉得她仍在空中。
中国的盛夏就要过去，加蓬的闷热一年难尽。从此，每一个夏天我都会想起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位我空中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