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〇〇〇年的开头依次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立即见面，并快速进入正题。我刚刚走过的路程，以及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变得很大，又非常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并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共生共存？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经过这次大规模历险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忧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比较看好。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一切危机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件小事。
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
加藤先生说：“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
我说：“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说你遇到的这件小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来关心更麻烦，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以小见大，联系到一系列世纪难题，人们都在各自使坏，根本不在乎灾难降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乐观得起来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